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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的监督机制研究——独立董事制度与监事会制度的对比分析研究
发布时间:2026-11-10
 摘要公司治理中会产生代理成本,要想减少经营者的代理成本,一方面可以通过股权使经营者与公司的利益尽量一致;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监督机制的设立实现。现在比较多见的监督方式有独立董事制度和监事会制度,这两种制度各有特点,如果我们能够正确认识这两种制度的特点,调整可控因素,充分发挥其优势,可以达到提高监督效果,减少代理成本的目的。  2008年开始的金融风暴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时至今日人们还在总结这

  摘要公司治理中会产生代理成本,要想减少经营者的代理成本,一方面可以通过股权使经营者与公司的利益尽量一致;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监督机制的设立实现。现在比较多见的监督方式有独立董事制度和监事会制度,这两种制度各有特点,如果我们能够正确认识这两种制度的特点,调整可控因素,充分发挥其优势,可以达到提高监督效果,减少代理成本的目的。

  2008年开始的金融风暴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时至今日人们还在总结这次灾难发生的原因,其中有一点形成共识,就是对金融公司的监管不力是造成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回顾历史,我们也可以发现,提高公司的监督管理能力是保证公司和本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从美国的安然、世通案件到国内的蓝田股份和银广厦神话的破灭,无不是由于监督管理不够引起的。所以,加强对公司的监督管理就显得非常重要。这种监督除了强调政府的责任外,更主要是要提升公司自身的监督能力。现在比较多用的监督模式主要有独立董事制度和监事会制度,本文正是围绕这两种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提出要调整可控因素,发挥制度优势,从而达到提高监督效果、减少代理成本的目的。

  宁向东教授(2005)将公司治理问题分为两类:一类称作代理型公司治理问题,另一类称作剥夺型公司治理问题。而这两类就其本质来说都是委托—代理问题,即表现为所有者和经营者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核心是代理成本问题。

  无论是委托人还是代理人,他们的目标都是为了达到各自效用的最大化。如果两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那就很难保证代理人的每一行为都会完全是从委托人的最优利益出发。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刻画,威廉姆森在1964年的研究成果至今仍然是经典性的工作。在其模型中是这样描述经理和股东差异的:

  其中:U为效用水平;S为费用偏好水平;I为经理决定的任意性投资;R为公司收益;C为公司成本;R为报告期利润水平;为最低的利润要求水平;为报告期利润占可能的总利润中的比例;T为税收。

  作者简介:李枫(1978—),男,山西太原人,汉族,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硕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是企业管理和投资。电线电子邮箱:

  由于ua,ub,uc,1和1t都为正,所以ds1,即由于经理人员与股东利益不一

  致,经理人员根据个人目标所选择的费用偏好水平要高于利润最大化时对应的费用偏好水平,这样就产生了代理成本。要想减少代理成本,就要使经理人与股东的利益相一致。威廉姆森建议,让经理人拥有公司一定比例的股份,使经理人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一致起来。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从事代理经营的经理人员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完全拥有公司股份的,经理人的自身利益与作为一个整体的股东利益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这样就会产生背离,所以在激励的同时需要有监督来减少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3

  1976年迈克尔.詹森和威廉姆.麦克森在论文《企业理论:经理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中提出,如果假定委托人和代理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那么,一个必然的后果是代理人不会总是根据委托人的利益来采取行动,在此为了避免代理成本应给予经理人较多的股权性激励,从而弱化代理问题。他们通过图形(如图1)分析说明了这一问题(Y:企业价值F:非货币收益V:货币收益)。如果单一的所有者——经理人员不追求非货币收益时,则企业将产生货币收益V。此时,如果他为了非货币收益而耗费掉1单位的企业货币收益,则他的货币收益也将相应地降低1单位,因此其“预算约束线。当他把企业所有的货币收入都用于了非货币收益时,F=V。而现实中的经理人员追求货币性收益也追求非货币性收益,这两者形成无差异曲线,如果他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则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点是无差异曲线与约束线VF的相切点位D,D点所对应的是最优的V*和F*。

  如果这个第一的所有者——经理出售了(1—)比例的股权给外部投资者,仅保留了剩余的时,则当他为了货币性利益而耗费1单位企业货币收益时,总货币收益也将降低1单位,但是他已经卖出了部分股权,只保留了比例的股权,因此,只承担单位的成本,预算约束线的斜率为—。也正因为此,经理人员将乐于以较小的货币性损失代价获得较大

  的非货币性收益,这将减少企业的市场价值;由于购买转让股份的投资者也是理性的,他会预见到经理人员利益与自己利益的不一致。如果经理人员保证他的消费会和他作为唯一所有者时的非货币收益水平相同的话,其他投资者也许会愿意出(1—)V*的价钱去买这个股份。但是,由于购买者会预见到经理的身份变化,进而会导致他的行为变化的时候,他就不会出(1—)V*的价钱去购买公司1—股份,这将导致预算约束线下移,但斜率不变。当预算约束线相切于B点,且B通过VF时,便达到均衡状态B

  结果,外部投资者只愿意支付(1—)V ,原所有者获得的货币性收益为 W=(1—) V +V =V ,少于最初的货币收益V * 。其中(V * —V )就是因为代理关系而产生的公司市 场价值的减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财富损失”,而且,这个财富损失全部由原所有者承担, 即所谓的“财富转移效应”。为了避免这种损失,应给予经理人较多的股权性激励,从而弱 化代理问题。此外,由于监督活动可以约束经理人员的非货币性消费,从而促使他们更多地 通过增加企业货币性收益来提升自身收益,因此监督与约束非常有必要。4

  由此可见,对于公司治理来说,监督体系是不能少的。只有形成有效的监督体系,才能 最大限度地保证投资人的利益,减少代理成本。

  现在,世界上采用最多的监督方法有独立董事制度和监事会制度。独立董事,又称外部 董事,是独立外部董事的简称,指除董事职务外不在上市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与公司没有任 何家族、商业联系的董事会成员的统称。这种制度最早产生于美国,是在公司内部实行单层 的治理结构(如图 1),以降低内部监督成本。同时,美国公众公司股权结构分散,单一股 东很难拥有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因此通过独立董事制度可以较好地抑制内部人控制,维护众 多投资者的利益。

  在实践中,除了独立董事制度应用广泛外,监事会制度也是一种用的较为广泛的监督形 式。监事会的想法最早产生于英国,其后受东印度公司的影响,被德国和法国等大陆法系国 家所接受,5现在主要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采用这一制度。

  德国采用的是二元制公司治理模式,是以“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公司经 营管理层”为基本权利路线的内部控制型治理模式(如图 2)。在德国模式中,监事会一样 不参与公司的具体经营活动,但它具有广泛的权力,它是公司股东、职工利益的代表机构和 决策机构,不但拥有对公司业务执行的监督权,而且拥有对公司管理的重大决策权,实际上 与美国董事会的功能一样,是意思决定机关。董事会是执行监事会决议,负责公司日常运作 的执行机构,向监事会负责。监事会有权对董事会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但不能干预董事会 的正常工作,在监事会与董事会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必须提交股东大会裁决。这样,监事 会实际上成为董事会的上层机关,通过董事任命权和经营监督权制衡董事会。

  另一种监事会制度是日本模式。日本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后来的学习借鉴,形成了有自己

  特点的二元治理模式。日本公司的治理结构也是双层,但与德国又有区别(如图 2)。在这 种制度下,董事会与监事会并行,都由股东大会产生。1991 年后日本又引入独立董事制度 强化公司的监管职能,使日本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二元监管模式。

  独立董事制度和监事会制度是在不同地域、文化和传统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所以这两 种制度也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在不同国家效果也不一样。

  对于独立董事制度在实践中的效果分析,学者们的观点差异较大。有持肯定观点的: Millstein 和 Macavoy(1997)的研究结果表明,在 20 世纪 90 年代,拥有独立董事的企业比那 些没有独立董事的企业运行得更好,拥有独立董事企业的投资人得到了比其他企业更为显著 的正回报。美国投资者责任研究中心(IRRC,2000)在 1998 年所作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董 事会的独立性等于或低于 20%的 31 个公司中,5 年内股东总回报率为 52.5%;在董事会的 独立性等于或高于 90%的 38 个公司中,5 年内股东总回报率为 64%;在独立性低于一半的 231 个董事会中,其平均的总回报率为 78.1%;而董事会独立性为 4/5 或更高的 231 个公司 的回报率则高达 93.1%。IRRC 的研究还显示,董事会的独立性与公司的价值也呈正相关关 系,这表明具有积极的独立董事的公司比那些具有被动的非独立董事的公司运行更好。赵子 夜(2006)的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王跃堂、赵子夜与魏晓 雁(2006)的研究表明,更多的独立董事有助于促进公司经营绩效的改善。赵昌文、唐英凯、 周静与邹晖(2008)的研究表明,提高独立董事比例有助于某些类型上市公司提升其公司价 值,等。郑志刚、吕秀华(2009)独立董事制度的推出对企业绩效的改善的直接效用并不显 著,但由于独立董事制度的实施,其他治理机制的公司治理效果发生显著改善。交互项 Dt_24 ⅹTpl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独立董事制度的推出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大股东对中小股 东利益的侵害。

  有持否定观点的。Ronald(1998)对单一经营业务的企业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结果表明, 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和一些财务业绩指标呈反比关系。

  此外还有认为不相关的:Yermach(1996)以及 Bhagat 和 Black(1997)的研究显示, 独立董事与公司绩效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高明华、马守莉(2002)经过研究发现,有 独立董事的公司绩效与无独立董事的公司绩效不存在显著关系,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绩效不 存在显著正相关。孙永祥、章融(2000)的研究表明,董事会规模与托宾 q 值之间呈现出反 函数关系,但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且其认为董事会规模较小,公司经营绩效可能越佳。

  我们这里介绍的观点大都是 2000 年以后的,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的研究会更有借鉴意 义。同时,通过介绍学者们的观点发现,他们观点的差异是很大的。产生这些观点差异的原 因,可能是研究假设及变量定义的差异,或者是研究方法或分析工具的差异,还有可能是时 间因素所导致的差异,对此本文不多论述。作者认为,同样的制度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公 司实行,由于地域、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差异,导致最后的效果不一样,这是很正常的。关 键是如何将这种制度的优势发挥出来,结合本公司的特点,将其监督效果表现出来,给公司 创造价值。通过调研发现,以下一些因素可能会对独立董事作用的发挥产生影响,在此我们 选作指标,通过线性回归模型加以分析。具体来说,选用以下指标:

  1.独立董事从公司获得的薪酬 收入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非常重要的激励方式,对于独立董事来说也应该是这样。薪酬低,

  独立董事缺少履行职责的积极性;薪酬高,则独立董事又容易与管理层形成合谋,在西方国 家除了采取固定的薪酬奖励外,还会有奖金、股票或者股票期权,通过这些方式使独立董事 的利益与公司的业绩联系起来,从而鼓励独立董事为公司的前途认真努力工作。

  在中国,上市公司基本采用的是固定津贴制,很少以股票或股票期权作为报酬。我们在 选用这一指标时,基本上以公司给的固定薪金作为考察对象,考察薪酬与公司业绩间有无联 系。由于一般公司都有两个以上的独立董事,这里的薪酬我们取平均值。

  2.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比例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比例的多少会影响到最后决策结果,有学者认为,独立董事制

  度只所以在美国的效果较好,就是因为,根据美国的法律,独立董事的人数应该占到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总人数的 2/3 以上,这样在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人数就占到了多数,作用也就能 得到很好的发挥。而中国的法律只规定占 1/3 就可以,那么独立董事的人数不同是否会影响 监督效果,我们这里将其作为指标来分析。

  3.独立董事的任职时间 一般认为,独立董事任职时间过长,容易被公司的文化和管理层同化,因此像美国法律

  规定,独立董事只能任职一届,任期三年,不能连选连任,这样做可保证独立董事的更新。 而我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则明确规定,独立董事可以 连选连任,可以任职两届,任期可达六年。那么独立董事在公司工作的时间长短是否对公司 业绩有影响,我们也作为一个指标考虑。在采集数据时,如果有的公司的独立董事任职时间 不一样,我们一般取平均值。

  4.独立董事居住地与工作地的一致性与公司绩效关系 由于居住地一致,容易对公司的情况更加了解,获得公司第一手信息的成本更低,更容

  易监督公司内部人员的工作。在做回归分析时,我们把本地人占总人数的比例作为最后数据 使用。

  5.独立董事的专业性背景 这一点主要分析独立董事是否具有财会、法律、管理等方面的实践背景知识。按照一些

  学者的观点,如果具有这些方面的知识背景就能更好地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与决策作用,对 公司业绩的提高会大有好处。这里我们在模型中,把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人数与总人数的比 例作为最后的数据进行使用。

  6.独立董事的年龄 有些学者认为,独立董事的年龄对独立董事作用的发挥影响很大。如果年龄太大,可能

  会没有上进心;如果年龄较小,有可能会因为经验不足,使得独立董事的作用又得不到应有 的发挥。我们这里对独立董事的年龄也是采取取平均值的办法,分析其与公司业绩间的关系。

  以上这些指标作为我们分析影响独立董事作用发挥的因素。当然,除了以上这些因素, 实践中还有其它因素可能会影响到独立董事作用的发挥,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采集数据 的难度,最后决定采用以上六个指标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

  对于公司业绩的反映,我们选择净利润作为主要参考指标。我们选择这一指标的原因 是,一方面这一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司的业绩变化情况;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指标 的数据比较好获取。在具体数据采用上,选择从 2008 年三季度到 2010 年第一季度每个季度 净利润变化的平均值,这样获得的数据反映公司业绩变化情况较客观。

  在采集数据时,作者选择了在中国上市的 200 家公司作为目标企业,通过大智慧软件 查得这些数据。在采集好数据后,再用以上六个指标分别与净利润的变化平均值之间做线性 回归分析,使用的软件是 SAS 系统。为了使结果更明显,我们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分析, 在а=0.1 的情况下单对单的进行线 的结果:

  通过这些结果可以看到,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和独立董事的专业性有较显著的 线性关系。这说明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这两方面因素的把握对公司的业绩会有一定的影响。 其它几项的线性关系不显著。独立董事的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不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 方面是收入激励的有限性。因为能够被聘为独立董事的人一般都是有一定财产基础的人,而 我国公司所给的薪酬一般偏低,这样对独立董事积极性的激发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有些人当 独立董事是出于交际圈、名气等原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薪酬对他们的激励是非常有限的。

  另一方面,是我国公司的薪酬大都是固定的,结合威廉姆森、詹森和麦克林的结论,这不利 于激励独立董事积极性。所以,作者建议我国公司可以学习国外经验,用奖金、股票和股票 期权等方式给予奖励,效果可能会更好。

  就独立董事的任职时间来说,中国的独立董事任职时间一般较短,所以这一点不够显著。 而独立董事的居住地和年龄的显著性也不好,是因为不同地区的独立董事会对公司发挥不同 的作用;不同年龄段的人有不同的优势,所以这两点对公司的影响也不大。

  对于监事会制度来说,存在德国式和日本式两种模式,一般认为德国式的监事会有很 大权力,对公司的业绩影响也较大;而日本式的监事会与董事会平级,发挥的作用也有限, 当然中国的情况与日本式的监事会制度更加接近。下面我们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中国的学者通过对国内情况的研究,得出以下一些结论:胡銘利用 1999 年度在 1996

  年 12 月 31 日前上市只发行 A 股的 250 家公司为样本,用计量模型和描述性统计的方法进 行了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监事会规模大小几乎不能影响公司的发展态势和绩效:监事会成员 的持股比例、年度报酬和公司的经营业绩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张逸杰等人(2006)利 用 2001—2003 年上市公司的混合数据发现:监事会的规模与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监事会

  会议次数与盈余管理不相关。孙敬水和孙金秀(2005)对 2002 年浙江省 63 家上市公司的监 事会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做了实证检验。公司绩效指标包括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每 股收益和托宾 Q,结果发现监事会规模、监事会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都不存在显著的相 关性。

  中国学者通过对国内公司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有一定差别的,我们结合前面学者研究 的经验和实际情况,选择以下五项指标进行分析:

  1.监事的薪酬 同样的道理,收入会激励人的工作热情,所以同样要考察监事的薪酬与公司业绩间的关

  2.职工监事占总人数的比例 有的学者认为职工与公司的利益更密切,职工监事人数多,对监督作用的发挥有帮助。

  3.监事的年龄 这点和独立董事一样,同样涉及到工作积极性和经验的问题。这里取平均年龄。 4.监事会的规模 有的学者认为,监事会的人数多,监督的效果好;有的学者则认为与人数多少无关,所

  5.监事所持有的股票数 在中国监事与独立董事不太一样,部分公司的监事有本公司的股票,所以这里将其作为

  然后同样以 2008 年第三季度到 2010 年第一季度每季度变化的平均净利润作为反映公 司业绩的指标,按照上面的规定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到以下结果。

  通过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监事的人数和监事持有的股票数有较显著的线性关系, 而其它三项的线性关系不明显。所以,适当地扩大监事会的人数和提高监事持有的股票数, 对公司业绩会有好的作用。这和威廉姆森、詹森和麦克林的结论是一致的。

  独立董事制度是董事会的内部控制机制,是公司最高决策权力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的全过程,包括重大决策的事前规划、内部制定、最终发布等各个环 节,因而其监督功能的发挥具有事前监督、内部监督、与决策过程监督紧密结合的特点,是 既决策又监督。它的关注点在于公司整体和长久的获利能力,把公司的各种经营风险减少到 最低限度。独立董事参与董事会会议,将其专业知识以及对市场的洞察体现在公司的重大决 策中,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而决策的透明化和科学化有利于在公司决策过程中排除 控股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执行董事、经理层等内部人滥用权力的行为。因此,独立董事的 监督既包括合法与否的监督,更强调对公司经营决策是否妥当的监督。正因为此,一般认为, 独立董事制度适合于竞争性行业的企业,这类企业的经营绩效主要取决于对不同投资未来前 景的正确估计。

  同时,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相比较,其监督职能的行使更具有可操作性。独立董事作为董 事会成员,可以影响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参与高级管理人员业绩评估并确定高级管理人员 的薪金。对比监事会,独立董事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力度大,监管的范围明确,在权力制衡 的范围、力度、成效等方面都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6与监事会的具体职权相比,实践中独 立董事的职能也更具有操作性。比如,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监事会有提议召开临时 的股东大会的权力,而独立董事除此之外还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向股东征集投票权。

  由此可见,独立董事在公司监督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若想使这一制度的作用得到 最大程度的发挥,结合第二部分的论述可以发现,在保证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前提下,提高独 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至于独立董事的比例多少为好,借鉴美国的经验, 占到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总人数的 2/3 以上为好。这样独立董事的独立地位可以得到更好的保 障,作用得以更好地发挥。所以,我建议中国法律对独立董事的比例作出新的修改,以 2/3 为标准较好。

  此外,独立董事是既决策又监督,结合第二部分的分析和上面的论述可看出,重视独 立董事的专长和丰富的商业经验,能够为公司带来多样化的思维,有助于实现公司决策的科 学化。

  与独立董事制度相比,监事会不是董事会的组成部分,它的本质仅是对公司业务执行 机关的行为进行有效地监督,以保障财务信息的真实与业务行为的合法。正是监事会的内部 监督机构的性质,使其无权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缺乏对经营者的业务监督功能。监事 不可能事前否定董事会的决议,而只能通过事后审查的方式要求董事会和经理层更改决议或 追究相关人的责任,即监事会缺乏对经营者的事前、事中监督功能。从这个角度说,监事会 的主要职能在于检查董事会和经理层的经营成果,纠正其中损害公司、职工和股东利益的做 法,而不是向股东大会、董事会提出有关经营的建议。因此监事会的监督属于事后监督的范 畴。正是这样一种制度特点,一般认为,德国模式的监事会制度较适合于具有标准化生产过

  公司治理,从广义角度理解,是研究企业权力安排的一门科学。从狭义角度上理解,是居于企业所有权层次,研究如何授权给职业经理人并针对职业经理人履行职务行为行使监管职能的科学。基于经济学专业立场,企业有两个权:所有权和经营权,二者是分离的。企业管理(Corporate Management)是建构在企业“经营权层次”上的一门科学,讲究的就是企业所有权人向经营权人授权,经营权人在获得授权的情形下,以实现经营目标而采取一切经营手段的行为。与此相对应的,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则是建构在企业“所有权层次”上的一门科学,讲究的是科学的向职业经理人授权,科学的向职业经理人进行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