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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与分析:上市公司监事会监督职能法律规制的正当路径
发布时间:2026-11-07
 《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意见稿》)为了“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以及经理层之间权责分明、各司其职、有效制衡、科学决策、协调运作的法人治理结构”,  《条例意见稿》对公司治理监督机制的构建,至少引发了有关监事会职能在三个层面上不容回避的问题:  其一,在立法形式上,《条例意见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意见稿》)为了“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以及经理层之间权责分明、各司其职、有效制衡、科学决策、协调运作的法人治理结构”,

  《条例意见稿》对公司治理监督机制的构建,至少引发了有关监事会职能在三个层面上不容回避的问题:

  其一,在立法形式上,《条例意见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规定的谐调问题。《公司法》设置了股东大会行使决策权、董事会行使执行权、监事会行使监督权的分权治理结构体系,

  第二,在理论层面,公司治理中的监督职能如何规制问题。公司治理结构的构建,实际上就是要对设置的机构进行相关职能的配置,通常情况下主要是对决策职能、执行职能与监督职能进行配置。其中,监督职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在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体系中这一职能的配置尤为重要,因为作为典型的资合公司,监督职能的科学配置将直接关系到投资人股东利益的保护和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但是,在《条例意见稿》中,几乎将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都集中于董事会体系之中,监事会的监督职能似乎被架空了。虽然《条例意见稿》的治理结构更多地体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含量和机制因素,但是,且不说我国《公司法》中存在有关监事会的规定而英美法系国家公司法中没有监事会这一机构,也不提这一模式适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问题,仅就公司治理中的监督职能的一般原理而言,需要研究的问题就很多。美国公司治理中的监督职能配置模式是世界上唯一的可借鉴的标准模式吗?公司治理监督职能配置的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公司治理监督职能的配置与公司外部环境有何关系?如此种种问题提示着我们,构建公司治理结构的科学体系,进行监督职能的有效配置并非简单照搬他国模式就能一蹴而就的易事。

  其三,在现实生活中,监事会形同虚设与股东权益难以有效保护的两个问题尤如一对难兄难弟,考问着我国公司治理监督机制的法律构建: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是加强监事会的职能?还是舍弃监事会,另觅公司治理监督职能配置的新途径?难道只有《条例意见稿》所照搬的美国公司治理模式才是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制化进程的必由之路吗?对此,我们既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盲目崇拜,而应当进行理性分析,科学地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司治理监督机制的发展道路。

  公司法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定,既是对公司决策和经营管理权力的配置,也对对监督职能的规制。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监督职能的法律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就是残缺不全的,就难以适应实现公司法制目标的要求。所以,各国公司立法对公司治理机构的设置及职权配置,无一不是将经营管理机制与监督职能的配置统筹安排,精心设计的。

  由于《条例意见稿》在公司监督职能的权力配置上基本上是借鉴(甚至可以说是照搬)国外有关国家的模式,所以本文的研究论述就从对国外公司治理监督机制的模式开始。笔者试图通过相关国家的公司立法的实践状况阐述法律对公司治理中监督职能的规范路径,以期为我国立法完善提供进路坐标。

  在国外的公司立法中,对于公司治理中监督职能的机关设置与权力配置,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型三种模式。英美法系国家公司立法所设计的公司治理结构中不设专门行使监督权的监事会,由董事会行使监督职能;而大陆法系国家则一般都设有监事会以专门行使监督职能,由此形成了在行使监督职能的机构设置上有着重大差别的两大类型。在都设有监事会的大陆法系国家公司治理结构中,监督机构所行使的监督职能内容却不尽相同,依据监督机构所行使的监督权内容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法律地位及其与其他机构不同的关系,可将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治理监督职能配置的立法模式分为两种,其一是监事会对董事会绝对领导关系的监督职能模式,其二是监事会与董事会处于平行关系的监督职能模式。这样,在国外公司法中大体上就有董事会行使监督职能、监事会对董事会绝对领导的监督职能和监事会与董事会处于平行地位的监督职能三种模式,其代表国家依次是美国、德国和日本。

  在美国公司立法中,通常没有对公司董事会与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职权作出具体详细的规定,只是规定“公司所有权力应由董事会或者在董事会授权下行使,公司的经营和事务应由董事会管理或者在其指导下管理”,

  这一监督模式有如下基本特点:第一,监督权与决策权、经营管理的执行权联系在一起。由股东大会选举的董事组成董事会,被授权对公司进行管理,享有控制管理公司的决策权,

  美国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这一种“条形”机制的监督职能配置,一方面具有代理原理支持。这一公司治理监督职能配置形成的制约机制,在一定意义上是基于信托代理理论而形成的一种责任制度。

  但是,这种监督机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首先,在公司治理结构的股东会中心主义转向董事会中心主义的情形下,伴随股东大会对公司控制权的丧失,其对董事会的约束力也在随之减弱。这样在“条形”监督模式的环节上,与董事会对下一环节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强势监督呈相反状态的是股东会对董事会这一环节的弱势监督。这监督机制模式有可能导致:其一,当有大股东控制公司时,控制公司的大股东实际上会控制制公司的董事会,从而使大股东与董事会成为实际上的利益统一体,共谋其不当利益而损害小股东的制投资利益;其二,在没有控制股东的情况下,分散的股权结构使得股东会往往能以形成合力,股东大会难以董事会进行有效监督。可见,在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中难以对董事会进行有效的监督;在公司治理的整个监督链条中的这一重要环节,即公司财产的最终所有者对运用这一财产进行经营业务的受托人董事会的监督,明显乏力。是这种“条形”监督模式的致命硬伤。按照信托代理的理论,作为受托人应当对信托人负有忠诚的善良管理的义务,但是,当没有有效的制度确保对其监督约束时,这种由道德观念为基础制约机制是非常脆弱的。其次,在条形监督模式中,如果处于下位层次的被监督者与处于高位层次的监督者共谋,就会形成对更高位层次的监督者的欺诈,从而导致整个监督体系运作机制的失灵。

  当然,美国公司法并没有对这一漏洞视而不见,置若罔闻。美国立法针对公司内部治理中相关监督职能的脆弱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进行补救。例如,设置委员会制度,以期通过由外部外部董事参与组成的委员会的职能行行使,分解董事会的权力,同时通过专业职能委员会(如审计委员会)的监督职能的行使强化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再如,加强证券市场的监管制度建设。美国国会通过的《2002年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案》(即著名的“萨班斯法案”),对美国《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作了重大修订,在会计职业监管、公司治理、证券市场监管等方面作出了许多新的规定,以控制约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职权滥用。另外,在资本市场出现了各种投资机构,由其形成的大股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股东对公司控制弱化的现象。股东通过各类机构得以“积极参与公司决策,使公司治理发生了新变化,这就使股东、董事会以及经营层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衡的关系得到了强化,机构股东能够对董事会进行有力的控制,公司经营者的行为受到了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然而,上述各种对公司治理中监督职能欠缺的补救是否收到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以至于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对其境外其他国家的公司治理构建具有“标准化模式”的指导或示范作用呢?笔者认为恐怕还不能草率地得出肯定的结论。认真分析,上述种种情形对美国公司治理中监督职能的欠缺补救并不完全到位,首先,在股东与董事会关系之间所需要的监督职能仍是缺位的。显然,由于专业委员会是由董事会设立的,实质上是董事会的职能机构,

  在德国公司治理制度中,监事会由股东大会选举的监事和职工监事组成,监事会选举董事组成董事会,

  这一双层“条形”监督机制的模式与英美法系国家公司治理中的单层“条形”监督模式相比较,只少有两个重大区别,其一,监督职能由专门机构监事会行使,使公司中的基本职能呈现“专业化”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依据机构的属性以及立法的制度设计,监事会是作为专门履行监督职能的机关而存在的,但是为了保障监事会的监督权有效行使,德国公司立法赋予了监事会对公司的经营决策的监督权,使得“监事会在许多情况下拥有独立经营管理权”。

  在德国,之所以采用这种形成了由职能参与的监事会强势的监督能力,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法人股东(或公司股东)、创业家族、银行等对公司影响较大;另一是职工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社会基础影响。公司股权相对集中,保障了股东会权利的行使,由此使股东能够行使其相应权利。股东会选任的监事与职工监事共同组成的监事会有效地对董事会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监督。这种监督机制,一方面使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与监督权相分离,另一方面则体现了相关股东和职工的利益和意志。

  由于德国的公司经营背景不同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公司经营背景,所以不能简单地将德国公司双层治理结构的监督机制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公司单层治理结构的监督机制相比较,更不能枉言孰优孰劣。不过,德国的这一公司监督机制,在实践中,“既未能预防董事、经理同监事会串通一气,也未消除监事会的迟钝被动状态。如果监事会的部分成员不代表股东利益而代表职员利益,这个问题就颇为严重了。”

  在日本公司治理结构中,公司机构的设置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并不是所有类型的公司都必须设置监事会的。公开大公司

  在设置监事会的公司治理结构体系中,监事会由监事组成,其监督职能的实施主要是由监事进行的。监事对公司的董事和会计参与的职务行为,行使监督职能,对公司董事的“违反法令或章程的行为或显著不当的行为,或有实施该类行为之虞,以及实施公司目的范围之外的行为”进行监督;

  在不设监事会的上市公司,《日本公司法》规定设置提名委员会、监查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来具体行使相关权力和职能,其中监查委员会行使对进行行为的董事和会计参与的监督职能,由此形成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三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监查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在《日本公司法》中统称为三委员会)以及会计监查人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

  从表面上看,设置监查委员会的公司治理结构与设置监事会的公司治理结构只是在行使某种监督职能的机关设置不同,前者结构中的监查委员会替代了后者结构中的监事会;其实不然,这两种不同监督职能机构的设置,实质上表明了不同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不同监督机制。

  在设置监查委员会的监督体系中,该监查委员会成员及执行官均由董事会决议选定或选任,并由董事会决议解职或解任,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公开大公司监事会的职能与德国监事会职能不同。德国公司中的监事会,除享有监督职能还有选任董事和决策职能;日本公司中的监事会则只是专门行使监督职能的机构,不对董事会享有领导职能。由此,日本公司治理结构就形成了股东大会制的董事会与监事会并行的“品”形分权监督机制,

  第一,灵活多样的监督机制模式。《日本公司法》为实现机关设置灵活化的目的,仅在公开大公司就有两种不同版本的模式。设置监查委员会的监督模式或设置监事会的监督模式有其不同的内在监督机制功效,给了公司自主选择更多的机会,适应了丰富多彩的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运作所需。

  第二,重视股东大会的作用。在日本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大会的作用较之美国和德国的公司法规范,都显得重要。按照《日本公司法》的规定,董事、监事和会计监查人均由股东大会决议选定;董事会、监事和会计监查人都负有向股东报告义务;符合规定的股东有权请求法院选任业务执行检查员对公司业务和财产状况及公司子公司的业务和财产状况进行调查的制度。

  第三,在引入国外经验时,注重本国化改造。日本公司立法,在引入美国的委员会机制的公司治理模式时,并行规定了监事会机制的公司治理模式;在设置监查委员会的监督职能时,保留了会计监查人的监督职能;在借鉴外部董事制度设计时,改造了监事会的结构规定了外部监事制度。

  对美国、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不同模式公司治理监督职能的立法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公司制度没有公司治理监督职能的标准模式。尽管在国际公司治理有趋同化的发展迹象,但是有研究表明,公司治理的发展“趋同是有限的”。

  公司的经营管理本身而方,它当属于行为科学的范畴,而公司法的规范属于制度规则的范畴,两者的功能、及其运作原理有着巨大的差距。但是,公司法规范作为公司经营管理的基础性规则,其实施的效果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有着密切的关联性。这一关联性的神经就是财产权关系。

  虽然,股东以购买股份的方式将其财产所有权转移给公司,使公司具有了法人的财产所有权,

  公司经营实际上是对财产的运作,因此财产关系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往往是决定性。在以股东有限责任为最基本特征的上市公司的经营运作中,公司财产证券化,使财产的所有权关系由公司内部延伸到公司外部的资本市场。一方面,作为具有实用价值的财产稳定地留存于公司,使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得以有效地占用使用;另一方面,作为具有代表公司财产一般价值属性的股份所有权能够在资本市场进行合法交易流通。显然,资本市场的股权交易的流动会冲减股东大会职能的强度。与这种现象相适应的公司治理结构实际上呈现了这样一种逻辑路线:股东将投资的财产授权给董事会运作以谋取投资利益,董事会对受托财产进行决策管理,并选定专门从事经营管理的企业家进行具体的经营管理运作。由此形成了三级主体和两层关系,即股东(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营管理者三级主体;股东(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的财产权关系以及董事会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公司经营运作关系的两层关系。这两层关系在内在机理和本质属性上都有着重大的差异,前者蕴含着财产权利关系的法律规则原理,后者遵循企业管理运作所具有经济属性的客观规律。这两层关系交融于公司治理结构之中,带来了神奇的变数。

  由此看来,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监督职能是由于公司组织形式中“集中管理”模式下的财产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相分离情形下而生成的。上市公司治理主要任务在于协调公司投资者、董事会以及公司经营管理者三者之间形成的两层关系,在这种治理结构的体系下,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必然按照企业管理的规律,追逐其自己的经营管理理念和价值,由此形成了现代公司运作的完整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公司治理机制中的监督职能,一方面要维系投资者(股东)、决策者(董事会)和经营管理者良好而稳定的合理关系;另一方面要保护股东的投资期待利益。公司治理监督职能这两方面的基本功能,正是公司立法对公司治理监督职能规制的基本目的所在。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投资者不参与财产的控制与运作,所以在投资者股东与经营决策者及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前者往往处于劣势的状态。

  阐述公司治理机制的监督职能形成之脉络,意在梳理、揭示公司治理监督职能应有的基本内容。显然,公司立法在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规制时,应当从公司股份结构、公司财产关系和企业经营管理的关系各方面因素综合考量,科学设计公司机构的体系,合理进行相关监督职能的配置。法律对具体的机关所承受的监督职能的配置,应当尊重公司经营管理的基本规律和相关理念;应当与监督职能的目的相吻合,维系投资者与经营管理者稳定、良好的关系,保障投资者的期待利益。

  基于以上论述,笔者认为,公司治理机制中的监督职能主要有三大基本内容:决策监督、经营管理的诚信状况监督和财务会计的审计监督。

  在公司治理机制中,监督职能旨在保护股东的投资利益,这表明,这种监督职能的法律规制,一方面应当力求对股东投资期待利益的有效维护,另一方面应当限制相关监督机关职能的内容,对监督职能进行合理配置。监督职能的配置,内容必须尊重公司经营管理的基本规律和自然形成的相关理念;与监督职能的目的相吻合,即维系投资者与经营管理者稳定、良好的关系,保障投资者的期待利益。

  决策监督是对公司重大事项决定合理性状况的监督。在公司治监督中的决策通常是事关公司存续、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其中的有些事项仍由股东会决定,如对董事任免,但有些事项如公司的经营发展计划、重要财产的处分、对外经营担保的决定权,是由股东会掌控还是授权给董事会行使,各国立法不同。对决策监督包括两个层面的监督:一是决策制定的监督,二是决策执行的监督,前者涉及决策内容的合理性,事关股东的投资目的及相关意愿;后者涉及决策实施行为的合理性,事关决策效果的的价值评价。尽管决策的这两个层面的监督构成了完整的决策监督内容,但是,股东会的监督侧重于决策制定的监督,以保障公司经营方向与股东投资目的相吻合;而决策者则更关心决策执行层面的监督,以保证其决策的目的准确实现。

  诚信监督是对经营管理者职务行为合法性(包括符合法律规定、章程规定和股东会合法决议的执行)和道德品行状况监督。由于公司集中管理的运作方式,股东不能对其投资的财产进行直接的控制,而由不具有财产所有权的经营管理者实际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确保经营管理者善良掌控和运作股东所投资的财产,既是维护股东投资权益之基本,也是维系公司存续发展所必要。诚信监督是公司治理机制中一项最基本的监督是职能。

  财务审计监督实质上是对公司经营业务状况的监督。由于公司经营管理的专业性、连续性和科层结构的组织特性,一般不允许非相关经营管理者参与其中。另外,在上市公司的集中管理情形下,投资者股东不仅不得直接干预公司的经营管理,而且随着公司权力中心移向董事会,股东会的决策权内容也大为紧缩,实际上形成了财产所有权、公司决策权以及经营管理权的三层分权。在这种情况下,财务会计审计的监督职能对上市公司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通过赋予相关主体财务会计审计的监督权,以阻止其对经营管理的直接干预;另一方面,使其通过财务审计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全面了解,既使其享有对公司经营状况的知情权,又保障了其对公司经营的监督权。在上市公司中,股东越来越依赖审

  在上述三项公司治理监督职能的基本内容中,如果说诚信监督的内容实质上是对经营管理者忠实义务行为的监督的话,那么决策监督和财务审计在很大程度是对经营管理者勤勉义务的监督。

  必须指出的是:第一,公司治理中监督职能的这三项基本内容并不一定表现为某一方面的具体的监督权,它可以通过其他权能的行使而体现出来。如诚信监督,并不表现为某一公司机关所享有的诚信监督权,而可以通过其他相关权能如对管理人员的考核体现出来。第二,公司治理中监督职能应当包含的这三项基本内容,不排斥其他具有监督属性职能的享有或形成,如为行使监督职能列席相关机构在进行决定时的议事会议,为保障监督职能的有效性而享有代表公司提起诉讼的权力等等。第三,公司治理中监督职能并不一定是由某一机构专门享有,也不表明其中某一项内容要由某一机构专业行使。公司治理中职能职能的各项内容如何行使,由那个机构享有那些方面的内容,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由各国公司立法依其立法所需进行权力配置来确定的。

  健全公司治理监督机制,对监督职能进行科学合理地配置,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基于对国外公司立法的实践的比较和对公司治理监督职能相关理论问题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监督职能的立法配置应当着重考量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资本市场的股份交易,不仅仅通过相对多变股份的市场价格变化影响者公司业务的经营运作,而且还通过相对稳定的股份持有者的结构影响了公司的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显然,资本市场的交易为股东脱离公司提供了便捷的渠道,由此导致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公司股东会的职能效力会大大减弱;相反,当在股权相对集中情况下,股东所持股份流通的机会减少,股东持股相对稳定,导致股东会的职能加强,从而影响了公司的治理结构。毫无疑问,在这两种不同的股东持股结构中,公司治理结构不同,公司的监督职能的配置也就自然会产生相应的变化。

  必须指出的是,公司经营运作的财产来源,并不只有资本市场的股份募集一条渠道。公司对银行的贷款或通过债券的发行都能取得其经营所需要的财产(资金)。这也就是说,当公司不依赖股份募集资本时,资本市场对公司的影响力也就大大削减了。

  公司运作与资本市场发展的实践表明,资本市场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内存影响力是巨大的。股权的分散程度与公司股东会职能的强弱程度成反比。而股东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在某种意义决定了公司监督职能的配置。在美国,正是由于其资本市场的发达和公司股份的分散,使股东会职能的作用大为退缩;相反,在德国和日本,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不及美国,公司股东对公司有相当的控制力,而董事会的地位则相应地减弱。显然,由于公司财产权利所有者股东不能直接进行经营管理,所以加强对董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监督就成为财产权利人控制公司的基本方式和内容,而设置监事会这一专门的监督机关则是基本的方式。有研究表明,公司治理的监督机制,深受国家的财产权环境的影响。

  由于上市公司具有开放性,投资者可以通过证券市场向公司注入经营资产,并通过证券市场的交易,现实了股份的流通。股东的投资利益使公司法与证券法有着内在的密切关联性。公司立法与证券立法也应当是相互和谐的。

  英美国家的证券法,以保护投资人的利益为基本任务,制定了严格的公司上市的财务要求规则、信息披露制度、违规的严惩措施等一系列完善的制度一。侧重于对投资者利益保护的资本市场监督职能的配置的证券,与侧重于对经营管理高效运作的公司治理监督职能配置的公司法,形成了合理结合的法律体系。与此相适应,诉讼制度的发达与完善,为这证券法的实施和公司治理监督职能的有效运作提供了便捷的救济渠道。可见,美国公司治理监督职能配置模式是与其特有的证券制度和诉讼制度相适应的。而德国和日本大陆法系国家的证券制度与诉讼制度与美国的不同,因此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也只能与本国的证券制度和诉讼制度相适应,形成了相应的公司治理监督职能配置。

  显然,我国的证券制度与相关的诉讼制度与英美法系国家的情况相差甚远,在这种情况下照搬美国的公司治理监督职能配置模式,其结果会如何?的确令人担忧。

  在进行公司治理监督职能的配置时,成本问题是不能不考虑的。公司治理中监督职能配置的成本因素至少要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监督职能行使的本身的成本高低问题;二是监督成本的支出与其结果收益的比例问题;三是监督职能行使与经营管理运作机制的协调的耗能问题。如何具体测算这些成本因素应当是经济学研究课题,但是作为构建公司治理监督机制的立法应当充分注意到这些基本的成本因素比重,以提高法律的实施的效益。

  纵观国外立法实践,我们虽然不能对相关国家的立法结果的成本效益枉加评判,但是,其立法实施的有关效果还是价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例如,在美国上市公司治理的监督职能配置侧重于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导致公司在证券市场募集资本,有巨额成本支出。的确这种成本的支出或许是证券市场建设本身也是需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将其与公司立法很好地衔接并有其他法律制度的配合,这种成本的支出没有给公司带来令人满意的效果,那么这种制度设计不仅无助于公司治理结构监督机制的发展,还会因公司治理的不良结果影响到证券市场自身的发展。

  或许日本公司立法正是看到了英美法系国家公司治理中的监督职能过分依赖于证券市场制度的制约机制的巨额成本和间接性效果等缺憾,基于本国公司法的传统,保留了审计监查人的监督职能。《日本公司法》所设计的多种监督职能模式,既改造了被引入的美国模式,保留了本国的传统作法,而且更具人性化,使日本投资者和经营管理者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来寻找适合自身的低成本的监督职能配置方式。然而,适应日本的这种灵活的多种公司治理监督职能配置模式的立法并不一定适应我的国情,因为这种灵活、多种的模式立法方式在我国可能会形成立法资源的浪费和相应地增加政府管理机关的管理成本。另外,按照《日本公司法》的规定,在设置监事会公司中,董事、会计参与既要向董事会报告,又要向监事会报告。诸如此类监督职能配置,确实有利于加强对相关经营管理者的监督制约,但它也会加大“监督职能行使与经营管理运作机制的协调的耗能”成本,而且这种繁琐监督职能的成本的支出并不一定能够带来相应的监督效应成果。

  基于上述研究分析,笔者建议《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在构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监督职能的配置时,应当按照不同的监督职能内容采用区别配置的规制路径,董事会的监督侧重于公司经营管理中的决策执行情况的业务监督;而监事会则侧重于董事会的决策监督以及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忠诚义务履行情况的监督。以此治理结构的监督职能配置,企求职责明晰,成本降低,绩效提升。

  鉴于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职能相对弱化而证券规则和相关诉讼制度的不甚健全的情况下,公司立法更需要加强对董事会的监督。为此,笔者建议《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仍然保持股东大会制下的董事会与监事会并行的治理结构,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能,以形成公司治理中的分权结构,加强对董事会的监督。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能,有助于完善公司治理的内部制约机制,减少股东代表诉讼的诉因,从而避免股东代表诉讼成本的支出。

  第一,限定控制股东利益代表的监事在监事会的比例。建议“条例”规定控制股东利益代表的监事在监事会的比例应当小于1/2。在现实生活中,公司控制股东往往既控制了董事会、又控制了监事会,使监事会的监督职能流于形式。限定控制股东利益代表者在监事会中的比例,就是为了防止这种现象。

  第二,借鉴日本公司立法技术,增设独立监事。建议“条例”规定有一定比例的独立监事。在一定意义上,对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是公司治理机制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因此,仅在董事会体系中设立独立董事是不够的,董事会体系中的独立董事主要是在公司决策中体现外部股东的利益和意志,但在监督职能体系中,外部小股东的意志难以有效体现。因此,有必要在监事会中增设独立监事。

  第三,在监事会中设置审计委员会。建议将《条例意见稿》中的审计委员会设置为监事会的职能机构,并应当由不少于1/2的独立监事充任。笔者十分赞赏《日本公司法》有关独立于董事会体系之外的会计监查人制度,但是,将这一制度作为既独立于董事会之外,又独立于监事会之外的一种专门的财务会计监督机构,会使公司治理结构繁杂。其实会计监查人与审计委员会的监督职能是一致的,因此将审计委员会置于监事会的体系之中应当顺理成章,并与《公司法》对监事会规定的职权内容相吻合。

  第四,监事的薪酬由股东会决议确定。建议“条例”明确规定监事的薪酬支付应与一般管理人员的薪酬和公司的效益挂钩原则,并由股东大会决议确定,以保障监事会的独立性。

  第五,完善监事会与监事的关系。我国现行《公司法》只规定了监事会职权,没有规定监事的职权。作为一种会议形式组织或机构,一般是议事决策的较佳方式,但不利于职能的行使。执行业务,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应当以有“行为能力”主体承受才有效果。现行《公司法》规定监事会职权而没有规定监事职权的立法技术极大地限制了监事会监督职能的行使。鉴于此,笔者建议完善监事会与监事的关系,将具体的监督职权赋予监事,而规定监事会对监事的监督职能及对重大监督事项的决策职能,充分发挥监事会应有的监督职能。

  当然,在完善监事会的监督职能的同时,还需要相应地改善董事会的监督职能。董事会的监督实质上是对公司经营业务系统的全面监督。从法律规范的角度来看,董事会监督职能主要通过两个重要措施来现实:一是人事考核。通过对经营管理人员的考核,一方面为董事会的人事任免提供必要的依据,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对被考核者监督的作用。与人事考核监督相关联的是薪酬管理。董事会通过薪酬管理制度使考核监督的运作得以完善,同时又形成了有效的激励机制。二是财务会计报告。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是公司经营状况全面具体的真实反映,审计委员会过对财务会计报告全面监督经营管理者所进行的公司业务活动。值得研究的是,审计委员会是置于董事会体系之中还是置于监事会控制之下?将审计委员会置于董事会体系之中,意在强化董事会对经营管理的监督,有利益于董事会决策的有效实施;而将审计委员会置于监事会控制之下,有利于加强股东大会对董事会行使的监督。在《条例意见稿》中审计委员会是一种专门的财务会计监督机构。而笔者则主张将这一机关移到监事会体系之下,因为我国没有象美国那样完善的证券市场监管制度和发达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当然,将审计委员会置于监事会控制之下,必须同时规定委员会的审计报告应当及时提交董事会,并赋予董事会要求审计委员会及时进行财务会计审计的权力。这样一方面董事会可以通过审计委员会的及时审计监督公司的经营业务状况,另一方面,董事会还可能通过由董事会领导的财务会计机关及时的财务会计报告掌握公司的经营业务活动。

  在完善董事会制度的同时,作为代表外部少数股东利益重要举措的独立董事制度还应当进一步发展完善。其措施主要是:在董事会体系中的委员会委员会中增加独立董事会的比例;将独立董事置于监事会的监督之下,规定独立董事应当定期向监事会书面通报归档备查制度;规定独立董事的薪酬应当由监事会提案后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在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中,除了加强监事会的职能以实现对董事会的平衡制约作用外,还有必须完善股东大会制度和保护股权的救济制度。前者的重点在于健全股东大会的表决制度,使股东得以通过股东大会的行使表决权,以体现其财产所有权的主体意志,并对公司决策和经营管理起来重要的监督作用。后者则是小数股东权利保护的最后防线,同时也是对决策和经营管理的监督和制约。而这两方面的制度的完善,还需要在相应领域进行新的课题的研究……

  (本文最初发表于“2007年中国资本市场法治论坛:上市公司监管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中国资本市场法治论坛:上市公司监管国际研讨会”详情可参见)(责任编辑:杨江涛)

  在大陆法律国家,公司法的调整对象包括无限责任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对不开放公司的规制为公司法规范的主流。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则一般上市公司(开放公司)为调整的主要对象,以不上市公司(不开放公司)为例外。

  《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三条。笔者认为,一部分法律或法规,对立法目标的正确定位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是整部法律或法规的制定的出发点,也是立法的方向所在。然后,《条例意见稿》第一条“超志向”的立法目标条款不仅与所要制定的条例内容的基本内涵不符。在第一条的“立法目标”条款的规定中,人们感到是,条例似乎是包括《公司法》、《证券法》以及更多法律的进行具体细化立法;而体会不到“监督”和“管理”这一“立法目标”应有的内涵要求。所以,笔者认为实际上,应当对可以对第一条进行简化并置入监督方面的内容,并将第三条的内容提炼修改后并入第一条。

  早在十九世纪末,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家就将受信托关系看作是“暗含契约”或“衡平权利”。有学者指出,“一个人要成为受信人,他必须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使他自以某种方式承担保护或者促进他人利益的义务。” (见张民安:地位研究P154)

  “与股东大会和监事会的监督不同,董事会对公司业务执行的监督从本质上看是一种业务执行的自我监督,是为完成其独立的业务执行职能而附带的职能。董事会的业务监督职能本身不能将其视为是它他分享了公司经营的监督职能,在德国法上,经营监督的专门机关是监事会。”曹富国:《少数股东保护与公司治理》,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160页。

  在日本,公开公司指对转让取得其发行的全部或部分股份,没有在章程中规定需要股份公司同意的股份公司。公开的大公司应当是最终营业年度的相关资产负债表上资本金的计入额在5亿日元以上,或最终营业年度的相关资产负债表负债项目上的计入额合计在200亿日元以上。(《日本公司法》第2条第五项、第六项。)严格而言,这类公司与我国公司法上规定的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还是有所区别的,但我国意义的上市公司在日本至少应当是公开的大公司。

  公司的外部董事即股份公司的董事,不是该股份公司或其子公司的业务执行董事(公司法所规定的相关董事及执行该股份公司业务的其他董事)或者执行官或经理及其他使用人,并且,过去未曾担当过该股份公司或其子公司的业务执行董事或者执行官或经理及其他使用人者。见《日本公司法》第2条第十五项。

  由于董事会与监事会成员都是由股东会选举产生,并且两会都要向股东会报告工作,所以从法律地位上看,股东会的地位应当高于董事会和监事会,所以笔者认为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同于大陆法系宪法中的三权分离模式。另外,有学者从公民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不可选择性与公司股东投资的可选择性入手,分析了论证宪法的三权分离原则不适用于公司治理的原因。(参见姚德年:《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以下。)

  美国著名合同法学者A.L.科宾认为,合同法为之努力的,“乃是实现由允诺之作成而产生的合理预期。无疑地,这不是激发人们创立合同法的唯一目的,但是可以相信它是主要的基本目的,并且可以相信,对许多现行规则的理解以及对以及它们的有效性的认定,都要求具有对这一基本目的的强烈意识。”(见[美] A.L.科宾:《科宾论合同(一卷版)上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笔者认为,以科宾的精辟论述相推论,公司法的功能目的实质上也是由一定的“允诺”所产生的合理的期待利益。

  在美国一些公司法学家看来,股东本位的公司治理模式成为一种广为流传的普遍共识,其形成的原因部分地是因为“其他公司模式的失灵所致,其他模式则包括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管理者本位的模式;和以德国的共同决策制为极端表现的员工本位模式;以及一直在法国和大多数亚洲国家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本位模式。此外,产生这一共识的其他原因还包括:现阶段美英国家的公司取得骄人成就、发达国家的股权分散化和主要经济区骨股东代表和股东利益集团的出现。由于这种股东至上的主流公司理念方兴未艾,其成功就代表着公司法的发展方向。”[美]亨利·汉斯曼、瑞尼尔·克拉克曼:《公司法的历史归宿》,载蒋大兴主编:《公司法律报告》(第3卷),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138页。

  笔者认为,虽然公司不是诉讼直接的原告或被告,但是其承担的诉讼成本仅比诉讼中的原告(股东)或被告(董事或其他侵权人)高,往往比普能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承担的诉讼成本还要高得多,因为股东代表诉讼成本实际上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诉讼本身的成本;二是诉讼提起时被告不当行为通常已经给公司造成了损失;三是诉讼过程中或诉讼之后给公司带来的损害或不良影响。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春风,在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的沃土上,《资本市场法治网》今天正式开通了!这是我国资本市场法治建设中的一件喜事。..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民商法博士。兼任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商法前沿论坛系列之八十二]预告:What Protection Do Directors Have

  2019年中国资本市场法治论坛:“公司法修改中公司类型、公司治理与股权保护的制度创新”(2019年12月14日) 论文征集公告[截至2019年12月7日]

  2015年中国资本市场法治论坛:“打造投资者友好型证券法,推动资本市场治理现代化”论文征集公告[截至2015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