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数字经济深度演进带动就业形态发生深刻变革,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壮大,已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伴,劳动关系形态更趋多元灵活,传统劳资分析视角已难以完全适配新业态发展实际,社会认知和治理实践中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滋生简单化对立倾向。如何跳出固有认知框架,统筹就业扩容、权益维护与平台平稳运行的内在关系,坚守就业优先战略导向,以全局视野和长远眼光构建兼顾各方诉求的治理路径,既是稳定就业大局、保障民生福祉的现实需要,也是完善新时代劳动关系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更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夯实全民增收共享发展成果的基础支撑。本文立足发展实际与长远趋势,破除劳资对立的狭隘认知,回归就业优先本源逻辑,系统厘清灵活就业发展定位、平台主体功能边界与治理价值取向,深入研判数字时代劳动者核心诉求、劳动关系与保障制度的演进方向,把握权益保障与行业发展、企业盈利与岗位扩容的平衡尺度,提出兼顾规范监管、就业促进、权益保障与行业稳健发展的思路方向,为构建和谐稳定、多方共赢的新时代劳动关系提供研判参考。
传统劳资关系分析框架成型于工业化稳定发展阶段,将用工主体与劳动者界定为利益此消彼长的双方,把矛盾简化为分配冲突,固化为管理与被管理的单向关系。这一认知在特定时期对规范用工、改善劳动条件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在数字经济快速迭代、就业形态深刻变革的当下,已明显滞后于社会实践,不利于稳定就业大局与维护社会和谐。
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呈现主体多元、形式灵活、边界模糊、场景分散的新特征。大量劳动者不再依附单一固定雇主,依托市场化、平台化渠道自主从业;就业场景突破工厂、办公室局限,广泛分布于城市配送、出行服务、线上服务、民生劳务等领域,劳动关系从长期固化转向开放灵活、动态调整。若继续沿用传统劳资对立思维看待问题,极易夸大现实矛盾、简化复杂业态,将合理利益差异等同于不可调和的冲突,把局部个案放大为整体行业矛盾,既偏离客观实际,也干扰政策科学研判。
对立思维还容易人为割裂权益保障与市场主体发展的内在联系,形成非此即彼的政策选择:要么重规范而弱化就业吸纳,要么重发展而失守权益底线。这种单向认知既不利于企业稳定经营、持续创造就业岗位,也难以让劳动者获得长期稳定的收入与保障,最终侵蚀就业生态和社会长远利益。新时代劳动关系治理,必须摒弃简单对立思维,树立全面务实、兼顾长远的系统治理理念。
进入数字时代,灵活就业不再是补充性、临时性就业安排,而是契合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变革升级与社会需求变化的主流就业形态,其规模体量与社会价值已上升到事关就业全局的战略高度。
从发展现实看,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催生海量灵活就业岗位,覆盖生活服务、同城配送、出行运输、线上营销、技术服务、家政养老等诸多领域,成为吸纳农民工、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及就业困难群体的重要蓄水池。目前我国新就业群体规模已达8400万人左右,在经济结构调整、外部环境波动、就业总量压力持续存在的背景下,灵活就业凭借门槛低、方式灵活、准入便捷等优势,为广大劳动者提供了增收渠道和社会参与路径,对稳就业、保民生、防范规模性失业风险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发展趋势看,灵活就业是生产组织变革、社会分工细化、劳动者择业需求多元化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数字平台通过信息匹配、流程整合、信用评价和服务保障,衔接分散劳动供给与市场需求,形成规模化、可持续的就业模式。既适配现代服务业即时化、高效率、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也契合新生代劳动者对工作时间、从业地点、自主择业的现实期待。无论从政策导向、市场需求还是劳动者意愿来看,灵活就业都将长期存在、稳步扩容,成为我国就业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从功能作用看,灵活就业兼具稳就业与激活力的双重价值。一方面能够缓冲经济周期波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提升就业韧性;另一方面推动人力资源跨领域、跨场景优化配置,提高劳动参与率,带动行业运转、消费提振与经济活跃度提升。正视、尊重并支持灵活就业规范发展,是做好就业工作的客观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从长远价值定位来看,伴随产业和就业结构持续调整,新就业形态将长期承担吸纳劳动力、保障民生服务的基础功能。政策层面将持续优化配套扶持举措,引导行业提质升级、平稳运行,持续筑牢稳就业、保民生的基本盘。
立足数字时代深层逻辑,需要厘清核心命题:劳动者真正渴求的不是固化的传统劳动关系形式,而是依附于劳动关系之上的基本权益与生活保障。传统模式下,社保、劳动保护、生活兜底均以标准劳动关系为前置条件;而新业态从业者更看重劳动报酬、职业伤害保障、医疗养老等实质权益,并不拘泥于传统劳动合同的身份绑定。
从发展前景看,未来保障体系完全可以突破传统劳动关系的绑定约束,即便不存在标准劳动关系,也能搭建适配的权益保障机制。当前骑手群体在职业伤害、专项兜底等领域的保障实践,已是现实印证。治理思路应跳出“先定劳动关系、再配保障”的固有定式,建立“保障跟着劳动者走、权益围绕就业场景建”的新模式,不纠结身份定性,更注重实质权益落地。
从共同富裕底层逻辑审视,劳动者拥有稳定就业岗位,是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基本前提;推动劳动者稳就业、合理增收,是改善生活品质、共享发展成果的根本保障。就业是民生之本、增收之源,唯有让劳动者有事可做、收入稳定、保障可靠,才能夯实共同富裕微观基础,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民众。
灵活就业快速发展背景下,平台企业兼具市场连接、劳动组织、服务供给、规则制定等多重职能,早已超越传统用工主体范畴,成为决定就业规模、就业质量和劳动者权益的关键枢纽。
第一,平台是核心就业供给载体。平台依托技术投入、网络布局与市场运营,搭建覆盖广泛、对接高效的就业场景,为传统就业渠道之外的群体提供大量可进入、可持续、能增收的岗位。平台经营稳定性与发展可持续性,直接关联千万从业者的就业机会与收入预期。忽视平台就业贡献、刻意将其置于治理对立面,不利于稳岗位、扩就业。
第二,平台负有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主体责任。平台掌控订单分配、服务流程、报酬核算、奖惩规则等关键环节,对劳动过程具备实际管控能力,理应承担匹配管理权限的保障责任,足额按时发放劳动报酬,完善职业伤害与劳动安全保障,尊重休息权益,畅通申诉渠道,开展安全技能培训,补齐权益保障短板。
第三,平台可持续发展是就业稳定和权益保障的长远根基。平台稳健经营,才有能力持续投入服务优化、技术升级和权益保障;若行业预期走弱、主体收缩退出,就业岗位与收入来源将直接受到冲击。权益保障不能脱离行业发展阶段与企业承载能力,平台可持续经营,劳动者权益才能拥有稳定依托,规范发展与权益保障在根本上高度统一。
面向行业长远演进,行业运行将从分散自主经营,逐步转向统一服务规范、从业标准和权益指引同步建立的新阶段。通过确立行业通用准则,引导各类平台合规经营、良性竞争,形成标准统一、运行有序、多方受益的发展格局。同时,平台内部管理规则将朝着规范透明、标准统一、服务友好的方向优化,在制度正向引导下,既提升自身精细化运营水平,也更好适配从业者劳动节奏与合理诉求,践行服务民生、行业向好的发展导向。
对平台的治理,不能简单套用传统监管模式,更不能标签化、对立化,必须立足就业优先大局,统筹规范、发展、保障三重目标,实现治理效能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适配灵活就业与平台经济新特征,治理思路需从单向管控、刚性约束,转向统筹兼顾、系统施策,协同推进合规监管、就业促进、权益保障、平台可持续发展,避免政策顾此失彼、相互对冲。
平台监管的核心是纠偏不规范行为、维护市场公平、防范运行风险、守住权益底线,而非否定业态模式、抑制行业创新。
一是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聚焦劳动报酬、社会保障、运行规则、安全生产、竞争秩序、信息安全等重点领域,明确监管规则与统一标准,确保监管有依据、有边界、可预期。
二是坚持分类施策、精准监管。依据平台类型、用工模式、管理强度和风险等级差异化设定责任边界,杜绝一刀切、简单化、运动式治理,防止政策叠加冲击就业岗位。
三是坚持包容审慎、鼓励创新。对适配市场需求、利于扩容就业、保障民生服务的新业态,预留合理发展空间,遵循行业运行规律,在发展中完善规范、在规范中促进发展。
从治理逻辑长远演进看,相关工作将跳出事后纠纷调处、被动权益兜底的传统路径,构建政府、平台、从业人员三方协同的前置治理模式,以规则共建、机制前置为抓手,维护行业平稳运行,实现治理模式迭代升级。
一是出台平台相关规制政策时,同步开展就业影响评估,兼顾岗位数量、收入水平、就业稳定性等实际效应,严控政策力度、节奏和方式,避免不必要的岗位流失。
二是支持平台拓展就业场景、优化从业服务,面向重点群体开发更多低门槛、稳收入、可持续的就业机会,简化准入流程,强化职业指导与配套服务。
三是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对吸纳就业规模大、权益保障到位、劳动关系和谐、履行社会责任突出的平台,在公共服务、信用评价、政策扶持上予以倾斜,引导市场主体重视就业、服务就业。
灵活就业权益保障必须立足业态特征,走贴合实际、落地可行、长效可持续的路径。
一是合理界定多方责任。依据实际用工关联、管理强度和从业依赖度,厘清平台、合作主体、劳动者的权责边界,既不机械套用传统用工标准,也不弱化法定权益底线。
二是补齐制度体系短板。健全劳动报酬支付、职业伤害保障、社保跨场景衔接、休息权益保护、运行规则公开、诉求异议处置等制度,推动权益保障从零散临时举措转向制度化、长效化安排。
从用工保障长远布局看,未来政策不会弱化灵活就业固有的市场优势,而是采取适配式完善思路,在保留用工灵活性的基础上,分层分类搭建适配新业态的社保、医疗、职业发展支撑体系,实现从业灵活度与生活安稳度双向兼顾。
三是强化人文关怀与劳动保护。引导平台优化派单调度、考核评价等管理方式,防范疲劳作业、过度竞争、不合理惩戒等问题,提升从业体验与职业安全感。
四是畅通多元维权渠道。完善协商、调解、仲裁、诉讼有机衔接的争议处置机制,降低维权成本,提升办理效率,及时回应劳动者合理诉求。
一是稳定政策预期,明晰规则框架与发展导向,稳定企业经营信心,鼓励长期投入、深耕主业、完善权益保障配套。
二是引导平台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将稳就业、护权益、解从业者实际困难纳入企业发展目标,构建劳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长期共生的良性关系。
三是推动平台转变发展逻辑,从短期规模扩张转向安全运营、服务提质、权益保障和口碑建设并重,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民生效益协同提升。
四是构建多方协同治理格局,政府负责规则制定与监管服务,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工会及社会组织强化服务监督,劳动者理性合法表达诉求,共同维护行业良好运行秩序。
从社会融入长远维度看,持续推动新就业群体全面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逐步落实居住落户、子女就学、公共医疗、职业培训等同城化待遇,破除职业身份壁垒,助力从业者深度融入城市生活与基层治理。
同时应清醒把握,权益保障必须坚守合理尺度,不能脱离行业承载能力过度加码。就业岗位不会凭空产生,行业市场体量与产业发展空间,决定了就业扩容的上限。行业蛋糕难以做大,就业吸纳空间便会受到天然约束。企业保留合理利润空间,才有持续投入、扩大经营、新增岗位的能力,这是就业规模稳步增长的微观基础。
治理层面要杜绝片面拔高保障标准、过度加重经营负担的倾向,避免短期看似强化权益、长期压缩行业生存空间、减少就业岗位的“杀鸡取卵”式治理。唯有平衡劳动者合理权益、企业合理盈利空间与行业长远发展潜力,形成良性循环,才能持续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拓宽就业容纳空间,实现多方共赢。
实践充分表明,重监管轻发展必然压缩岗位,重发展轻保障必然失守权益,固守对立思维只会造成多方受损。坚持统筹协调,才是契合社会整体利益、顺应长远发展的治理路径。
跳出劳资对立思维惯性,本质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守就业优先战略,核心是以系统观念统筹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发展与保障的平衡,更是夯实共同富裕民生根基的内在要求。
当前我国就业总量压力持续存在,结构性矛盾凸显,重点群体就业任务繁重,灵活就业规范提升任重道远。形势越复杂、任务越艰巨,越要保持战略清醒,规避简单化、情绪化、对立化的认知偏差。
第一,灵活就业是数字时代长期发展大势,必须坚持积极扶持、规范引导、提质增效并重。
第二,平台是稳就业、扩就业的重要载体,治理上坚持规范与发展并举、责任与权利对等。
第三,劳动者权益保障与市场主体发展相互促进,脱离发展谈保障难以持续,脱离保障谈发展缺乏根基。
第四,就业优先是贯穿始终的根本原则,所有政策设计与治理举措,都要服务于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全民增收致富、夯实共同富裕基础的核心目标。
面向未来,劳动关系治理要实现三大转型:从单向对立思维转向多方共赢思维,兼顾各方合理诉求;从单一行政管控转向多元协同治理,形成政府、企业、劳动者、社会同向发力格局;从短期应急处置转向长效制度构建,建立适配数字时代和新就业形态的就业促进与权益保障体系。通过理念革新、制度完善、实践落地,凝聚社会共识,实现企业经营稳、就业岗位稳、群众生活稳、社会大局稳。
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之源、发展之基,更是全民参与财富分配、迈向共同富裕的根本依托。数字时代就业形态深刻变革,劳动关系日趋多元复杂,对社会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固守传统劳资对立框架,只会放大分歧、消耗共识、贻误发展机遇;坚守就业优先战略,走规范与发展并重、权益与稳定统筹、当前与长远结合的协同治理路径,方能实现就业扩容提质、劳动者增收稳保、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的多重目标。
新时代新征程,必须立足国家长治久安、群众安居乐业、经济行稳致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高度,摆脱狭隘认知、强化战略定力、树立系统观念,以务实包容、精准有效的治理举措,构建和谐稳定的新时代劳动关系。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让广大劳动者稳得住、能增收、有奔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筑牢坚实的民生基础、就业基础和共同富裕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