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不能直接代表对外执行职务,应该区分董事类型判断其执行职务的法律后果。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属于商事代理的范畴,其对外行为的法律后果当然地归属于被代理人。事实董事适用《公司法》第191条的规定,影子董事并非该条的适用主体。董事、高管人员对第三人责任的性质,既包含了法定责任,又包含了侵权责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属于典型的法定责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属于典型的过错责任,既会产生公司对第三人的责任,同时也会产生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第三人的侵权责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第三人的责任属于独立的侵权责任,与公司对该行为承担的法定责任构成不真正连带责任。《公司法》第191条的司法适用中,应该准确释明,追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个人责任的应该坚持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第191条新增董事对第三人赔偿责任的内容,引发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有观点认为,法律出于强化董事责任意识及更好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考量,规定了在特定情况下将董事对公司责任转换为或扩张为对第三人责任,此为一种特别法定责任。也有观点认为,《公司法》第191条规定的董事、高管对第三人的责任属于特殊的职务侵权责任。还有观点认为,该规定突破了传统民法的间接外部责任制,并不妥当。另有观点认为,《公司法》第191条的规范文本内容欠缺创设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的逻辑和法理,以致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性质不清楚,不具备赋予第三人(因董事职务行为而受害的他人)要求董事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基础的条件。
可见,理论界对该问题的认识颇为不同。如何准确理解该条之含义、立法目的及其与《民法典》《公司法》其他相关内容之逻辑关系,不仅事关当事人的权益保护,而且直接影响着该制度的实施效果。
新公司法实施后,第191条的适用迅即引发密切关注。讨论的焦点普遍聚焦在董事对第三人责任问题,而忽略了该条同时规范高管对第三人的责任。《公司法》第191条规定的董事、高管人员对第三人责任均强调是在“执行职务”中产生的,董事与高管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地位不同,其权利与义务亦有差异,二者执行职务的法理依据与表现形式均不尽相同。高管在执行公司职务时极易直接侵害第三人权益,而董事因其类型不同,对第三人责任的构成不同。
作为组织体的公司,基于法律赋予的人格而具有了独立民事主体地位。公司作为拟制主体,其意思表示需借助特定的法人机关或者其委托授权的人完成。董事会为公司的执行机关,董事是董事会的组成人员。董事是否可以直接代表公司对外行为,不同国家或地区公司法的规定不尽相同,这使得董事执行职务行为效果归属的法理基础也有所不同。
传统公司法理论认为,董事是公司治理的关键,应该被赋予代表公司的权力。董事为法人之机关,而非两个权利主体间相互之关系,代表所为之行为,即为法人之行为。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公司法规定,董事可以直接代表公司。而且,董事代表公司,不仅仅适用公司只有一名董事的情况,在公司存在多名董事的,各董事均有权代表公司对外行为。
在此种情形下,董事作为公司的代表机关,其行为视同公司的行为,其行为后果当然直接归属于公司承担。在董事作为公司机关执行职务时,有可能会产生侵权行为,此时的侵权责任也应由公司承担。所谓公司的侵权行为能力即来源于此,是以法人实在说理论为基础的。因此,那些法律上承认董事可以直接代表公司对外执行职务的国家或地区,均明确规定了董事执行职务致第三人损害的,公司应承担法律责任。
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会虽然是公司运行的中枢,但是大多数董事并不直接管理公司,而是通过公司章程将管理的权力委派给专职高级管理人员。这些管理人员作出关键的决定并监督公司日常的运营,他们当中只有一部分人可能成为董事。一般情况下,单个董事执行职务的行为只是参加董事会会议,就相关事项进行表决,缺乏直接代表公司对外执行职务的场景。因此,如果董事只以团体成员身份发挥职责,而忽视了个人行为在公司内部的作用,董事也无须在决议责任以外再行承担其他个人责任。
在我国的公司法框架下,根据董事在公司中担任职务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独任董事与普通董事三类,他们履职行为的法律性质并不相同:
一是董事同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这种情况下,该董事以公司名义从事的活动并非基于其董事身份,而是法定代表人。《公司法》第11条第1款规定:“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公司承受。”该条第3款规定:“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后,依照法律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本条是2023年公司法修订为呼应民法典相关规定而新增的内容,参照了《民法典》第61—62条的规定。法定代表人制度为我国原《民法通则》第38条首创。当担任董事的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外以公司名义进行活动,其彼时的身份只能体现为法定代表人,而非公司董事。因此而产生的对第三人的侵害,受侵害人只能依据《公司法》第11条向公司寻求救济。也就是说,受侵害人不能直接向该法定代表人请求赔偿损失,只能向公司请求。此时,公司向第三人承担法律责任以及对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进行追偿,法律依据是《公司法》第11条,与该法定代表人是否担任董事职务无关。
对于具有董事或高管职务的法定代表人履行董事、高管职责,而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情形,此时该行为人虽然具有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但其行为属于董事、高管的履职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在逻辑上当然属于《公司法》第191条调整的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第59条规定:“执行董事、经理职务的法定代表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他人损害,他人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请求该法定代表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符合立法本意,也更有利于受侵害人救济。
二是公司的独任董事。根据《公司法》第75条的规定,规模较小或者股东人数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不设董事会,设一名董事,行使董事会的职权。在这种情况下,独任董事的行为与由多人组成的董事会的行为在法律性质上是相同的。本次公司法修订删除了旧法“执行董事”的表述,当公司只有唯一一名董事时,其当然可以行使相当于董事会的职权,强调其为执行董事并无必要。在此种情形下,独任董事“执行职务”的行为虽然形式上是其单个主体的行为,但实质上是公司执行机关的行为,其行为后果当然由公司承受。同时,如果第三人认为,独任董事的决定直接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据《公司法》第191条向公司或者该独任董事请求赔偿。
三是普通董事。除上述两种情形之外,在我国公司法语境下,董事一般情况下并不能单独成为公司的管理者,只能以参加董事会活动的方式行使职权,董事个人均无权对外代表公司。也就是说,单个董事执行职务的行为并不直接对外直接产生法律效果,而是集合成董事会的意思表示对外发布。按照这个逻辑,普通董事的履职行为很难直接侵害到第三人的权益。不难看出,《公司法》第191条作如此规定,并不只是限于董事参加董事会决议的执行职务行为。
有学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普通董事因其职位而具有“职务代理权”。所谓“职务代理权”是基于在法人单位的某种任职而当然拥有的对外代理法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权利。一般法人单位的中高层业务职务都会产生职务代理权。职务代理行为确实是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职务代理的产生正如《民法典》第170条所规定的那样,必须在“职权范围内”进行,而一个普通董事并不当然地具备职务代理权,是否可以就某类事项以公司名义对外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赖于其是否被公司明确授权。在实践中,有的公司为了经营需要,在存在董事会的情况下设置执行董事职位,通过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方式,赋予其负责某类事项的权力,这种董事的对外行为实际上属于“职务代理行为”。在一起案例中,法院认为,王某某虽不是某时集团的法定代表人,但其为某时集团负责营销策略的执行董事,其有权代表某时集团决定公司营销事务,故王某某向相对人作出的承诺,应确认为代表某时集团的职务行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公司承担。职务代理行为的主体并不仅限于董事,《民法典》第170条规定的“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相当宽泛,这类“人员”可以是公司董事,也可以是公司高管,还可以是普通工作人员。董事因职务代理行为而致人损害的,属于“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应当适用《民法典》第1191条,而非适用《公司法》第191条。
四是上市公司董事。对于普通董事来说,只有在特殊类型公司的运行中,才可能会产生对第三人责任问题。比如上市公司的董事(包括独立董事)。《证券法》第85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虚假陈述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的董监高应当与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近年来,在证券虚假陈述案例中,有多起判令董事直接向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在“某美药业”案中,法院对在公司并不负责具体业务工作的董事(包括独立董事)判处与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理由是他们虽然“未直接参与财务造假,却未勤勉尽责,存在较大过失,且均在案涉定期财务报告中签字,保证财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所以前述被告是某美药业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上市公司是公众公司,负有重大的信息披露义务,其董事、高管人员对此负有勤勉义务。《证券法》第85条规定了董事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虚假陈述承担过错推定责任,是公司法特别法的特殊规定。换句话说,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管人员,如果虚假陈述侵害投资者权益的,则适用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如果是因其他“执行职务”行为侵害第三人权益,仍然适用《公司法》第191条。
在商业实践中,公司日常的经营行为绝大多数由其高级管理人员作出。根据《公司法》第265条的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人员。高级管理人员在法理上属于商事职务代理人。所谓商事职务代理人,系以代理人在商事主体内部特定职务、职位任职而实施的代理,属于企业组织内部的代理,并通过等级、科层制嵌于商事组织的内部。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运行中专门负责某一具体方面的工作,经常性地代理公司对外与第三人交往。职务代理属于商事代理的范畴,其代理权是基于代理人在被代理人内部的职务、职位而产生的,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即使超越权限,一般也构成表见代理,其对外行为的法律后果当然地归属于被代理人。
高级管理人员不同于公司一般的工作人员。一般工作人员执行工作任务与用人单位构成特殊的民事代理关系,如果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适用《民法典》第1191条的规定。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职务、职位等身份的获取,是公司根据其经营所需,由董事会聘任或者根据章程规定产生,属于公司组织法范畴。因此,《公司法》第191条将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与董事相提并论,予以统一规范。
事实董事,是指在公司不具有董事职务但实际履行董事职能,并对外宣称自己为公司董事的人。《公司法》第180条第3款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担任公司董事但实际执行公司事务的,适用前两款规定”,该条款被普遍认为是关于事实董事的规定。事实董事虽然不具有形式上的董事身份,但是其实质上却享有董事的权力。确立事实董事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对于事实董事的认定,使得这些真正行使公司管理权力的人无法逃离法律对于公司董事责任的基本要求,由此确保无论是形式董事还是事实董事,对于股东、公司以及与公司有关的利益相关人而言都承担着相同的董事职责、责任和义务。按照这个逻辑,事实董事适用《公司法》第191条的规定,就顺理成章了。
关于影子董事,《英国公司法》将其界定为:“就公司而言,‘影子董事’是指公司董事惯于按照其指示或指令行事的人士。仅因为董事按照其以专业身份提供的建议行事,则不应将某人视为影子董事。”影子董事是隐藏在董事背后并控制其行事的人,使得董事傀儡化、形骸化。影子董事通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如果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却可以指示董事或者高管人员按照他的意思行事的,则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学术界普遍认为,《公司法》第192条是关于影子董事的规定。与前述《英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相比,该条规定有三点不同:一是将被控制的对象由董事扩大到高管人员;二是明确影子董事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三是明确影子董事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是控制董事或高管损害公司或者股东的利益。如果影子董事控制董事或高管人员行事损害第三人权益的,并不能直接适用《公司法》第191条。董事或者高管人员在影子董事的控制下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公司对此承担责任的,当然属于《公司法》第192条所说的“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影子董事应当与行为董事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董事或者高管人员个人对上述行为承担责任的,其是否向控制他的影子董事追偿,是他们之间的事情。因此,影子董事并不是《公司法》第191条的直接适用主体。
2021年1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一审稿》)第190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022年12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以下简称《二审稿》),将该条修改为与新《公司法》第191条一致的内容。这种变化在法理上如何理解、责任为何、如何追究与分配等问题,殊值讨论。
关于《公司法》第191条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性质,有法定责任说与侵权责任说。法定责任说通常是指董事、高管人员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是纯粹的职务行为,应该由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如果他们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法律规定其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侵权责任说则认为董事、高管人员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属于侵权行为。有学者认为,区分二者并无实际意义,因为侵权责任也是法律规定的,也属于法定责任。确实,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只是存在依据哪种学说更能接近责任的本质及哪种学说在其他有关问题的说明上更富有逻辑性的评价而已。区分法定责任与侵权责任的意义在于,如果是法定责任,只需严格按照其所规定的内容适用即可;如果是侵权责任,适用问题则指向侵权责任法,需根据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予以认定。
董事、高管人员执行职务致人损害的法律后果由公司承担,这是各国公司法的通行做法。公司董事既然被看作是公司的机关,则不仅董事职权范围内的行为将被看作是公司的行为,而且公司董事职权范围外的侵权行为、非法行为和犯罪行为亦将被看作是公司的侵权、非法行为和犯罪行为,由公司对因此遭受损害的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董事、高管人员对第三人侵权由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当然属于法定责任,归责原则为无过错责任。将董事责任视为商法特别认可的责任(法定责任说)时,可以脱离侵权行为人法理的束缚,圆满地说明董事和第三人之间的责任关系。不过,如果董事、高管人员在执行职务时致人损害,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该行为显然不符合公司利益且超出公司对行为人的授权、公司章程的规定,属于典型的侵权行为,行为人应当承担过错责任。《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认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第三人责任完全属于特别的法定责任,则忽略了行为人主观状态的差异,容易使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逃避个人责任,不利于债权人的利益保护。
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公司法》第191条规定的董事、高管人员对第三人责任的性质,属于包含了侵权责任的总括性法定责任:第一种情况,“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种责任符合公司机关法理,属于典型的法定责任,仅产生公司对第三人的责任,不存在董事、高管人员对第三人责任问题。第二种情况,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这一责任的前提是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该种责任依照侵权法原理设计,属于典型的过错责任。此时,董事、高管的行为后果应由公司承担对第三人赔偿的法定责任,同时产生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第三人的侵权责任。无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主观状态如何,其执行职务导致他人损害的,均由公司对受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这是由公司法的组织法性质决定的。同时,《公司法》第191条又特别强调在董事、高管的主观状态有过错时应承担个人责任,是侵权行为法的法理逻辑。这种制度创新显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第三人权利救济而为的,因此在立法技术上采用的是第三人立场,将董事、高管执行职务行为致人损害的法定责任和他们存在主观过错的侵权责任规定在一个条文中。另外,民法典并未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第三人责任予以专门规定,该责任是由作为其特别法的公司法规定的。
《一审稿》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他人损害的,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一般来说,连带责任是指因违反连带债务或依法律的直接规定,多名赔偿义务人向赔偿权利人各负全部的赔偿责任,赔偿权利人有权要求一名或数名赔偿义务人承担全部或者部分的赔偿责任,而一名或数名赔偿义务人在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后将免除其他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角度来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行为致人损害的,由其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向公司、行为人任何一方请求赔偿,更有利于其权利救济。但是,从法理上分析,此种情况下的连带责任并不符合逻辑。
一般来说,除法律规定以外,连带责任是由于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而产生的(《民法典》第1168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代表公司执行职务时,其行为即是公司的行为,不可能构成“合谋”的共同侵权行为。在公司和执行职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合二为一”的情况下,并不存在两个行为主体,因此也不可能构成分别侵权承担连带责任行为(《民法典》第1171条)。在董事、高管人员已经代表公司执行职务的情形下,公司难以控制其行为,此时董事、高管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公司自身虽然不存在过错,但根据组织法原则而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承担法定责任;行为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独立承担因此引发的侵权责任,此时公司依然承担法定的赔偿责任,二者形成竞合,受侵害人可向任一义务人请求赔偿。这种责任分配方式理论上构成在公司与有过错的董事、高管之间形成不真正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制度下,受害人无需确定最终的责任人,即可起诉要求任一责任人行使其赔偿请求权。这种立法模式一方面尊重公司法人人格与公司机关理论,由公司承担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也遵循“自主行为、自负其责”原则,防止有主观过错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逃避责任,以免债权人在公司欠缺偿付能力时权利救济落空,既符合基本法理,也拓宽了权利人的救济途径。
有观点认为,从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法律机理及责任基础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应理解为补充赔偿责任,即先由公司承担责任,董事在公司不能承担责任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但从《公司法》第191条的文义来看,董事、高管责任并非公司责任的补充责任,当其因为正常履职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由公司承担责任;当董事、高管致人损害存在主观过错(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公司当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董事、高管“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侵权人可以选择向公司或者直接向实施侵害行为的董事、高管追偿。从该条的规范意旨来看,董事、高管对第三人责任并非补充赔偿责任,要么是其正常履职行为产生的公司责任,要么是其履职行为具有主观过错而引发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如前所述,为了有利于第三人求偿,前者公司责任涵摄后者行为人责任,第三人择其一向公司请求或者向执行职务的董事、高管直接请求,而非区分先后顺序的补充责任。
从法理上来说,不真正连带责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连带责任,而是一种特殊的多数人之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第三人责任与公司构成各自独立的侵权责任,并非可以相互追偿的真正连带责任。因此,人民法院在适用《公司法》第191条的过程中,不能直接判定公司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连带责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就此向相对人承担赔偿责任以后,无权向公司追偿。如果公司因为执行职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他人利益而向相对人承担了赔偿责任,那么公司有权向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追偿,其法律的依据或者请求权基础指向的是《公司法》第188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这并不属于《公司法》第191条的规范目的,即公司内部的追偿问题在《公司法》第191条规范范围内无法解决。
《公司法》第191条规定,在特定情况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立法目的是加强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为债权人提供更为便利的、更为可行的救济措施。这个责任是递退的,受侵害人有选择权,可以要求公司直接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要求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在实践中有大量侵害第三人利益的公司,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力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不让有过错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个人责任的话,受侵害人可能会因为没有救济途径而遭受损失。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过程中产生的对第三人责任当然属于职务责任范畴,即使其行为因主观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对第三人构成独立的侵权责任,该责任在性质上属于行为人的个人责任,但是被其职务责任所涵摄。有过错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同时违反对公司的勤勉义务,如果公司因其行为对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有权向有过错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追偿。
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时致使第三人利益受到侵害的,是否违反勤勉义务,要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判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按照正常的商业逻辑执行职务致人损害,不违反勤勉义务,也不应该对该行为承担个人责任。如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则有可能会违反勤勉义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时故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势必间接损害公司利益,属于违反勤勉义务的行为。如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执行职务行为致他人损害有重大过失,则属于没有“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的行为,也违反了勤勉义务。实践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是“故意”或“重大过失”。无论“故意”还是“重大过失”,均属于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描述。法律对加害行为的评价“是针对行为的意志状态而言。意志状态对行为人来说是主观的,对社会来说则是客观的。因此,社会应当根据一系列客观事实来确定行为人在主观方面有无故意或过失。”
从《公司法》第191条的责任基础看,其并非源于侵权行为法的对任何人不得侵害的一般性义务,而是源于董事对公司受托义务的延伸。从信托法法理上来说,“当受托人违反信托义务直接侵害受益人权利的,受益人可以要求受托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侵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其行为同样违反勤勉义务,应当对公司承担侵权民事责任。也就是说,该行为同时带来行为人对第三人和公司的个人责任。有学者认为,由于《公司法》第191条没有规定公司承担责任后对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董事、高管进行追偿的权利,因此应当适用《公司法》第11条、《民法典》第62条或者第1191条的规定,由公司向有过错的董事、高管追偿。《公司法》第11条与《民法典》第62条是关于法定代表人的规定,《民法典》第1191条是关于用人单位责任的规定,不能直接适用在董事、高管侵害第三人情形中。《公司法》第188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基于此,公司由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侵害第三人权益而承担赔偿责任的,可以向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人进行追偿。
在我国人民法院的诉讼管理系统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第三人责任纠纷案件属于民事案件。法院在立案、审理与执行等环节,对所有民事案件都要确定具体案由。民事案件案由是民事案件名称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对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性质进行的概括,是人民法院进行民事案件管理的重要手段。本次公司法修订有很多重大变化与制度创新,可诉性大幅度提高,《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与修改。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第三人责任案件,无论是由此引发的公司责任还是行为人的个人责任,都属于侵权责任案件。但是,民事案件案由的确定标准是“原则上确定为‘法律关系性质’加‘纠纷’,一般不包含争议焦点、标的物、侵权方式等要素”。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第三人责任案件应当归属于一级案由“与公司、证券、保险、票据等有关的民事纠纷”,在二级案由“与公司有关的民事纠纷”下新设三级案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第三人利益责任纠纷”,更有利于相关纠纷的处理。因本次案由修订并未增设这一案由,此类案件只能归于三级案由“307.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项下。由于无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致人损害是否属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公司均对第三人负有赔偿责任,因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侵害他人利益的,势必会直接或间接地损害公司利益。如果公司就此向有过错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追偿,该类案件案由应该列为二级案由“与公司有关的民事纠纷”下的三级案由“306.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当然,由于适用《公司法》第191条会涉及公司向董事、高管的追偿问题,可能会引发相关的“连环诉讼”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具体案由的适用问题还应由人民法院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予以归类、列明。
作为2023年公司法修订的新增内容,实践中对《公司法》第191条的规范适用尚需要进一步积累经验。从当事人角度看,如果认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其向人民法院起诉时有三种可能的选择:一是以公司为被告;二是以行为人为被告;三是以公司和行为人为共同被告。人民法院应该根据不同情况,对当事人起诉予以释明,也就是要进行法官释明。向当事人释明,既是法官的职权,也是法官的职责。
第一种情况诉讼程序较为简单、清楚,一般无需法官释明。原告只需向人民法院提出其合法权益因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而受到侵害即可。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能够被人民法院支持,并非法院在起诉阶段审查之内容。
第二种情况法官释明通常在庭审阶段,法官应该提醒原告如果仅仅要求执行职务的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向其承担赔偿责任的,必须是其认为被告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第三种情况较为常见,原告为了保障自身利益,往往将其能够想到的相关主体均列为被告。此时,法官应该向原告说明,如果原告要求公司与执行职务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连带责任,不能以《公司法》第191条为请求权基础。在公司法的语境下,只有该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同时具有股东身份,其行为构成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债权人才能以公司和该行为股东为共同被告,要求他们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第23条)。如果符合这种情形,必须变更该案案由为“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另外一种常见的情况是,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如果其执行职务的行为是直接以公司名义作出的,受侵害的相对人要求法定代表人承担个人责任的。如前所述,此时行为人并不属于《公司法》第191条规定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第三人责任。人民法院应当向其释明,只能以公司为被告,依据《公司法》第11条进行救济。当然,如果前述《征求意见稿》第59条在公司法司法解释正式通过后可以保留,第三人则可直接以法定代表人为被告,人民法院也可以据此判定法定代表人对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第三人责任的举证问题,应该根据不同情形予以区别处理。《民事诉讼法》第67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如果受侵害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仅要求公司承担因此导致的赔偿责任,遵循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证明其损害存在且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人民法院仅需就此进行审查、判定即可。即使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致人损害的行为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原告也无需就此进行举证,人民法院更不必对此进行审查。因为在法定责任范围内,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主观状态为何,并不影响民事责任的认定。
如果受侵害人直接起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被告执行职务致人损害的行为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进行审查。此时,应该坚持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举证证明其行为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举证责任倒置是一种学理上的称谓,是指基于法律规定,将通常情形下本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一般是原告)就某种事由负担的举证责任予以倒置,从而由他方当事人(一般是被告)就某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举证责任倒置规则通常适用于那些证据容易灭失、原告举证困难的侵权行为。在“过失”“因果关系”这些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的场合,由否认负赔偿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要比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对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更为公平。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第三人责任案件中,原告很难证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时的心理状态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如果该类案件举证责任分配给原告,那么这个法条的立法目的则很难落实。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事关当事人的诉讼利益,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设置应该坚持严格的法定原则。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列举了特殊侵权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其中第6项为“有关法律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而《公司法》第191条作为实体法规则,也没有规定举证规则。因此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考量在公司法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在董事、高管对第三人责任的诉讼中,原告要求执行职务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被告拒绝举证的,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法律责任。
需要说明的是,举证责任倒置并不等同于董事、高管对第三人的责任属于过错推定原则。过错推定原则主要是一种过错认定“方法”,有利于侵害人的权利救济,属于实体法范畴;举证责任倒置是证据规则,属于程序法范畴,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有观点认为,董事、高管归责原则宜确定为过错推定责任,这种看法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过错推定责任即对过错的推断认定,行为人是否有过错,必须通过“推定”的方法认定,并在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后才能适用过错责任。《民法典》第1165条第2款规定:“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过错推定责任必须要“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而不在于其适用情况是否“合理”和“公平”。
强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是本次公司法修订的亮点与重点,《公司法》第191条创新性地规定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第三人的独立赔偿责任。但是,这一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并未使得传统民商法体系发生根本性改变,对内而言,公司基于法人机关理论对执行职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行为承担法律后果;对外而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符合侵权行为要件,对第三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只不过是将比较法上的独立责任与公司替代责任规定到一个条文中,二者构成一种特殊的不线年公司法修订确立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第三人责任制度,不仅是公司法的制度创新,而且丰富了民事法律责任体系。学习与理解公司法,也应当坚持体系化思维,不仅要关注公司法文本自身,也要与民法典、证券法、破产法、银行法、保险法等法律法规相结合。当然,该制度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如何,还有待于司法实践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