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现任阳光保险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阳光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战略官,澳门城市大学教授;课题组成员:
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国内经济格局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外部而言,地缘政治冲突、关税战、海外宏观政策调整给我国带来巨大的经济金融压力。内部来看,受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资本形成增速放缓、债务等因素影响,微观经济主体困难程度加大,我国潜在经济增速中枢持续下移。同时,受到疫情冲击、房地产调整等因素影响,我国经济还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债务风险上升和通货紧缩压力上升等问题。中短期和长期因素叠加导致我国国债利率创出历史新低,从而使保险业面临越发严重的久期匹配与利差损问题,给我国保险行业发展尤其是保险资产负债管理带来严峻挑战。
资产负债管理是企业风险管理(ERM)的一部分,主要涉及对资产负债表两端的利率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的管理和利润率波动的管理。重视资产负债管理已经是我国保险机构的广泛共识。长期以来,我国寿险行业存在资产负债久期错配的问题,潜在利差损风险不容小觑(段国圣和马得原,2023)。王颖等(2020)指出我国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的突出问题包括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部分公司产品和投资较为激进,资产久期短于负债导致期限错配风险突出,资金成本较为刚性、费用控制面临挑战,流动性压力显现,资产端与业务端沟通协作不畅等问题。在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下,保险业的资产负债管理压力进一步加大。我国的金融监管在推动保险业资产负债管理规范化、专业化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原保监会于2018年3月发布的《保险资产负债管理监管规则(1-5号)》。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根据中央对保险业发展的这一定位,2024年9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保险业新“国十条”)进一步明确指出“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保险业风险”“强化逆周期监管,优化偿付能力和准备金监管政策”。
面对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中国保险业的资产负债行为与经济、金融和利率三大周期指标的对应关系,检验中国保险业是否存在金融顺周期特征,评估当前保险业资产负债管理的能力和逆周期监管的潜在优化空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复杂经济金融形势突出表现在全球化倒退、地缘政治风险高企、海外主要经济体通胀中枢上升、国际货币体系震荡调整、国内经济转型阵痛以及经济必赢国际437官方分化等方面。贸易全球化见顶,自由贸易的倒退,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金融形势方面,美元霸权持续,但不稳定性加大,人民币的国际支付市场份额、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有所上升。地缘政治风险高企,安全形势存隐患。地区冲突不断,扰动供应链和市场信心,不仅扰乱大宗商品供应,还在国家间造成立场的割裂,加剧紧张和不信任。
我国对复杂经济金融环境的政策应对,驱动了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演进,也构造了我国保险公司经营发展的主要环境。近年来我国金融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但金融质效有待提高、风险防控有待加强。金融风险集中体现为房地产金融风险、地方隐性债务风险、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三大问题。金融监管方面,2024年资本市场新“国九条”、保险业新“国十条”相继出台,两个文件以强监管、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为主线,相比旧版的“国九条”、“国十条”明显增加了金融监管内容的篇幅。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延续修复态势,新动能新优势加快培育,但也存在一些困难挑战。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运行出现分化,结构性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有待化解。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增速放缓,房地产行业增加值持续萎缩,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社会转型存在阵痛。
复杂经济金融形势给我国带来更多挑战。我国GDP平减指数自2023年第二季度以来已连续9个季度为负。物价持续偏弱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国宏观债务负担和金融风险。同时,实体经济资产收益率下降、广谱利率走低,我国保险机构面临的低利率、资产荒问题相当突出。
近年来我国保险行业竞争持续加剧,主导产品经历了多次转换,期间曾出现过部分中小型保险公司采取资产驱动负债的发展模式,经营激进带来的风险。随着政策的调整,行业规范发展,监管部门对风险机构进行了针对性拆解,稳慎推进风险处置,但存量保单预定利率高的问题仍对行业产生影响。展望未来,中国人身险的主导产品种类仍待确立,养老年金险需求可能进一步拉长负债端久期,健康险、失能险和健康管理发展模式仍待探索,需要进一步降低成本率、提升生产率丰富利润来源。
与负债端扩大对应的是资产端资金运用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保险资金可投资范围不断扩大,保险资金运用不断专业化。但在过去市场表现较好、投资收益较高时期,保险公司主要关注收益率的高低,对资产负债匹配重视程度不足,风险控制不够严格,投资考核普遍以一年期为主,长期投资的特点未能充分体现。
随着近年来资产端收益率走低,寿险行业的资产负债匹配问题压力显现,传统经营策略、业务模式面临挑战,包括期限结构、成本收益和现金流等方面的匹配均存在风险。
对于这一现状,我国保险业资产负债管理的改善路径可能包括:发展保障型产品降低利差依赖。加大浮动收益型产品比重,与客户共担风险。实施预定利率与市场利率挂钩及动态调整机制。增加固收类资产投资的多样性,加强另类投资,扩大资产配置领域,强化久期匹配。战术上增强投资收益,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前提下,信用适度下沉获得风险补偿。
本文以保险公司净资产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分析经济增长率、金融周期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对保险公司发展的影响。除了实际GDP增长率、金融周期和10年国债收益率三个宏观控制变量外,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保险公司负债率、滞后一期净资产增长率和所属行业(寿险、财险和其他)。
保险公司财务数据来自2009~2022年《中国保险年鉴》,截取数据区间为2010~2021年。由于个别保险公司曾出现负资产,尽管经过注资重组使得所有者权益转正,但是净资产增长率波动较大,遂决定予以剔除。最终实证分析样本一共包括146家保险公司的1446个样本,其中58家寿险公司、56家财险公司和32家其他保险公司(再保险、农险等)。保险净资产增长率均值为24.65%,标准差为均值的2.8倍,最小值为-95.47%,最大值为638.2%,说明保险公司发展状况差异明显,既有大幅增资扩大业务,也有经营不善的情况。
从走势上看,保险公司净资产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同步下台阶,从高增速转向中高增速;保险公司净资产增长率也受金融周期影响,但前者拐点领先金融周期一年;除了2017年至2018年受国内金融去杠杆和严监管影响出现走势背离,保险公司净资产增长率与国债收益率走势的一致性则更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宏观变量之间存在正相关,但是不同宏观指标对保险发展的影响不尽相同,不同类型的保险机构对不同指标的反应也不尽相同。
由于当期保险合同的流入现金流不一定归属于当期,尤其是寿险合同,即收益现金流可能具有滞后性,因此模型中引入净资产增长率指标的滞后项作为模型变量加以控制。
负债率越高的保险公司净资产增长率越低,且寿险公司净资产增长率较高,而财险公司净资产增长率较低。
分寿险和财险样本看,金融周期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对寿险公司净资产增长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GDP增长率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说明寿险公司的金融属性较强;而财险样本结果则截然相反,金融周期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影响不显著,而GDP增长率对财险公司净资产增长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与财险公司资负久期缺口中性的特征相符,更注重实际经济发展。
保险公司可能因成立时间和资产规模不同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故而对宏观变量的反应也不同,或存在异质性。2004年原保监会批复了22家保险公司的展业申请,2005年大量新成立公司正式营业。因此在模型中加入保险公司是否成立早于2005年的决策变量。
各项参数估计结果与原模型相近,但成立较早的保险公司净资产增长率要低于后成立的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净资产增长率受利率指标的影响更大,而成立较早的保险公司对利率敏感性相对较低。但这并不代表成立较早的保险公司在同等利率水平下发展慢于成立较晚的保险公司,可能是成立较早的保险公司规模更大,不易进行资产负债表调节。
分别对资产规模前50%和后50%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规模较大的保险公司对利率的反应明显增大,而GDP增长率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资产规模较小的保险公司则完全相反,利率影响不再显著,而GDP增长率的估计值有所增大,且在10%置信度下显著,这与规模较小的保险公司激进发展相符,倾向在经济周期上行时快速扩张,以此实现快速增长。
本文使用一个简化的包括分红机制的寿险模型进行保险资产负债变动模拟,参考了王颖(2021)的设计,通过更换不同的运行参数,进一步考察保险公司资产负债规模与偿付能力的变动情况。主要参数如表2所示。
其中,分红机制用来调节负债端新增保单情况,投资端使用责任准备金获取的超过保证利率的收益用于分红(即分红来源以利差益为主)。当分红率较高时,下一期新增保单将增加,当分红率较低时,下一期新增保单将减少。数值模拟使用的最优化模型如下:
假定保险公司每期可以正确预计资产收益率,并做出满足约束条件的最优化配置。目标函数使用方差-均值函数,并设定风险厌恶系数ε=0.5。
模型使用的资产特征参考王颖(2021)针对2002~2020年国内不同类型资产的收益率、波动率、变现比例等进行设定,具体情况如表3所示。
模型的调整主要针对首期资本、资产平均收益率、产品保证利率三个主要参数进行。先设定期初资本投入为12亿元,保险产品保证利率2.5%,预定利率按3.5%设置,按到期给付5万元计算,参保账户期缴保费约1100元。
1.固定产品预定利率,按默认比例进行资产配置,通过调整资产平均收益率,得到不同资产收益率水平下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变化与对应的资产规模同比增速如图3、图4所示。
可以看出,在固定保险产品保证利率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能否维持在一定水平之上并实现最终回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产端收益率是否明显高于保险产品的预定利率。保险公司在金融周期下行阶段存在明显的顺周期性。
2.固定期初资本投入为12亿元、资产收益率为2.6%,更改产品保证利率,数值模拟结果如图5、图6所示。
可以看出,当资产平均收益率稍低于预定利率(保证利率+分红利率)的情况下,降低负债端产品利率可以一定程度上抬高保险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也能帮助保险公司在金融下行期稳定资产负债规模。
中国经济运行的外部复杂经济形势突出表现在全球化倒退、地缘政治风险高企、海外主要经济体通胀中枢上升等方面。国内复杂经济形势体现为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运行出现分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等。国际复杂金融形势体现为美元霸权难以撼动,但受新兴市场经济体杠杆率高企、美国经济金融政策不确定影响,国际金融形势的不确定性加大。国内复杂金融形势包括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仍然较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高。
针对我国保险业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资产负债管理存在的不足,未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国家政策和保险机构双管齐下、优化调整。从国家政策层面看,改善的方向是:调整思路,加大对经济的财政支持和拉长政府债务久期;打破刚性兑付,降低金融机构负债成本;实施预定利率与市场利率挂钩及动态调整机制。
从保险机构层面看,改善方向是:发展保障型产品降低利差依赖;加大浮动收益型产品比重;强化资产负债联动,助力负债端转型;增加固收类资产投资的多样性,加强另类投资,扩大资产配置领域,强化久期匹配;战术上增强投资收益,信用下沉获得风险补偿。
从经济增长周期、利率周期和金融周期对保费收入和净资本增长的影响来看,保险业经营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顺周期性。当经济处于上行期间,金融周期趋于扩张,利率也存在上升压力,保险业有快速发展的冲动,往往伴随净资本大幅增加和风险偏好显著上升;反之则变得较为保守,资负两端均会承压。
目前,监管部门可采取的主要逆周期调节手段包括调节最低风险资本因子系数、调节保险产品预定利率限制,以及要求保险公司补充资本金直接提高其偿付能力作为最终救助措施。结合本文数值模拟结果表现来看,在金融周期的不同阶段,上述三种调节手段的适用性不尽相同,不同调节手段的使用场景与调节效果在不同的资产收益率下有显著区别。在金融上行周期过程中,应考虑适当上调保险偿付能力约束下限,减少保险公司在金融上行期的过度扩张,防止保险公司在金融上行期积累过多风险。当进入金融下行周期过程中,资产平均收益率将接近甚至少量低于产品保证利率,监管部门应引导保险公司降低负债端产品预定利率上限,防止其因为偿付能力限制而产生资产过快收缩问题。当资产平均收益率进一步下行到极低位置后,保险公司在资产端的配置优化行为将失效,此时监管部门可引导保险公司通过补充资本金等方式防止其偿付能力被快速击穿。
根据对复杂经济金融形势、国际经验、我国保险公司不足与改善方向的研究,结合实证分析,针对进一步优化我国保险资产负债管理提出以下建议。保险机构增强资产负债联动,助力负债端转型。保险机构在现实约束条件下完善投研框架体系。保险机构应增加对AH股红利资产的配置。灵活应用“哑铃型”权益投资策略。在金融监管层面,建议呵护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加大对保险公司资本补充的政策支持。政策主动缓解资产荒、降低保险负债成本。金融监管强化逆周期调节和引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