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赢国际437官方为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银行也应当朝着打造强大金融机构的目标前进。而强大的金融机构应具备“运营效率高,抗风险能力强,门类齐全,具有全球布局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等特点。由此,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2026年,我国银行机构也将着力在渠道布局结构、防风险能力建设、资产负债表摆布等方面开启新征程。
为实现“运营效率高”以及“具有全球布局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目标,我国银行需在监管部门的支持下从境内境外、线上线下两个维度推动布局重构。
在境外机构布局方面,当前我国银行的境外机构数量偏少,近年来我国银行的境外机构布局进度远远落后于中资企业的出海步伐。同时,全国性银行的境外机构主要集中于我国港澳地区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其他地区覆盖率低。考虑到地缘政治风险变化、我国企业加快出海,未来中资银行的出海目的将从金市业务为驱动转向企金业务为驱动,分支机构设置也将由国际金融中心导向转换为中资企业出海聚集地导向。若监管部门能支持银行及时跟上中资企业出海的步伐,那么印度尼西亚、泰国、智利、巴西、秘鲁、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等经济体或将可作为我国银行出海布局的优先选项。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国有大行境外分支机构网点众多的情况,股份行境外机构数量稀少,但是当前股份制银行单个境外分支机构的创利能力或已超过了国有大行。若能允许总部位于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股份制银行更多跟随当地实体企业走出去、在境外更多设立分支机构,或能更好地完善我国企业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
在线上渠道布局方面,未来银行线上服务平台建设和演进呈现出集约化、简约化、全面化、综合化与智能化五大趋势。第一,应用集约化,行业策略从早期多应用并行转向构建超级入口、简并冗余手机银行APP。第二,操作简约化,契合用户重点需求场景的优质操作体验已成为银行提升线上服务体验、提升用户粘性的关键路径。第三,布局全面化,银行业务的线上化不仅局限于标准化的零售业务,随着数字金融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对公及复杂业务领域也在逐步线上化。第四,服务综合化,为了将金融服务逐步嵌入各类日常生活、工作场景,手机银行相关APP的非金融服务的功能逐渐强化,银行试图打造“金融+非金融”综合服务移动终端平台。第五,交互智能化,伴随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成熟,银行线上服务正由功能性为主向智能洞察与情感交互跃升。应当指出的是,服务综合化、交互智能化的演进方向需要监管政策在银行拓展研究咨询等非金融服务、审慎稳妥开展AI实践落地方面包容支持。
在线下渠道布局方面,银行线下网点正经历一场以“精简、重构与专业化”为主题的结构性调整,网点正转向承载复杂解决方案的提供、情感连接与线验塑造等深层价值。第一,分布精简化,银行线下分支机构数量预计将步入结构性收缩通道。第二,能力专业化,网点功能将由泛化的“业务处理”向“价值创造”加速转型,逐步呈现高度专业化与场景化的特征。第三,功能非金融化,银行网点或将深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成为普惠金融与养老金融服务的重要枢纽。
为了实现“抗风险能力强”的目标,不仅需要银行个体在监管部门的支持下努力在防风险资源与可持续经营能力之间寻求平衡,也需要监管部门协助打造常态化的机构风险化解机制。
在银行个体方面,虽然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通过扩大不良资产处置规模、运用拨备以丰补歉等方式,维持了较低的不良率和相对稳定的利润水平。但是,在当前净息差持续缩窄、不良贷款生成压力上升的背景下,相关策略难以在长期支持银行可持续发展。未来,需在稳步处置不良、合理管控拨备压力、以丰补歉保证利润之间寻求平衡。
在银行体系方面,伴随着金融投资收益的下降,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盈利承压,将使得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防未病”的难度显著增大。即在中小金融机构自我“造血”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外部“输血”进行风险化解的案例仍将出险,而有待风险处置的出险机构仍会持续出现。未来,亟需监管部门结合我国境内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现状和境外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经验,探索形成“治已病、防未病”机制,从而提升兼并重组效率。结合国际经验,我国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机制变化或将朝以下方向发展:第一,切实压实待处置机构原有股东责任,股东应充分吸收损失。第二,地方中小银行的次级债务工具或成为吸收风险损失的“缓冲垫”。第三,区分救援型并购与非救援型并购。针对救援型并购,收购方应接受损失处置完成后的核心业务,以防风险转移扩散。
为了打造强大的金融机构,不仅需要监管部门的有力支持,也需要银行自身的努力,从国际先进同业的经验来看,强大的银行机构往往拥有着“堡垒式”的资产负债结构。
在负债吸收方面,自2025年上半年开始,存款成本调降的效果终于显现,上市银行的存款成本率呈现同比降幅不断扩大的趋势,2025年前三季度的净息差出现了2022年以来的首次季度环比企稳。展望2026年,此前存款成本调降的效果将继续显现,上市银行存款成本率将延续下行趋势,虽然银行业整体净息差仍将持续磨底,但2025年下半年至2026年,或有部分银行个体出现短暂的净息差反弹。为了把握短期净息差反弹的可能,和低利率、低息差环境下存款活化的长期机会。银行应当转变负债经营理念,同时把握居民资产再配置的机会,做强财富管理体系。第一,银行需转变负债吸收的经营观念,业务逻辑从“存款在而客户在”转变为“客户在而存款在”。第二,优化财富管理业务模式,使用资产配置视角的客户财富管理体系来迭代以产品为维度的营销模式,同时提升财富管理服务的智能化水平。在此基础上,由于AI既可以通过运用先进算法和大量数据来识别客户的投资需求和风险偏好,同时也可以在为客户提供财富管理服务的过程中,提供情绪价值。因此,各行应当前瞻性在财富管理体系中布局AI系统。除此之外,2025年年末至2026年,此前银行所吸收的高息存款将陆续到期,银行应当提前准备,把握好这一时期高成本存款到期后产生的配置需求。
在资产投放方面,从长期来看,由于存款成本率下降空间不断收窄,银行资产端的资产投放能力将逐步替代负债端的压降成本能力成为银行息差水平脱颖而出的关键。在多重因素叠加之下,未来商业银行的资产投放需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第一,信贷投放的理念需要从看规模增速转向观份额占比。第二,资产投放重点应从零售信贷投放穿越周期,到企金融资支持助力高质量发展。第三,资产投放的聚焦应当从大干快上把握趋势,到精耕细作寻找错位发展。第四,伴随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资产投放从信贷投放直接支持,到通过直接融资间接助力。与此同时,在境内信贷需求有所减弱的环境下,若进一步考虑建设强大金融机构所需要提升的全球布局能力和国际竞争力,那么全球化资产投放能力的提升对我国银行而言已不仅仅是“选做题”,而将成为银行寻找新增长点的必经之路。但是,盲目地“走出去”不仅不是“良药”,甚至有可能反噬境内业务的可持续发展空间。对我国商业银行而言,拓展境外业务、增加境外资产投放之前,应当明晰战略打法,做到有的放矢。第一,我国商业银行“走出去”应锚定服务中资企业出海,聚焦企金业务。第二,由于境外较多经济体已实现混业经营,因此中资银行国际竞争力提升不仅在于信贷投放能力的提高,更在于建强综合服务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不同银行错位发展的要求,参照每个银行的禀赋、特点,其所适配的“堡垒式”资产负债表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应该符合自身的特点。
在我国向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为了适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为了我国经济社会各部门全方位实现中国式现代化,2023年10月底举行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习2024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上指出[1],金融强国应当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等六大要素。其中,强大的金融机构应当具备“运营效率高,抗风险能力强,门类齐全,具有全球布局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等特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2026年,我国银行机构也将在监管部门的支持下,着力在渠道布局结构、资产负债表摆布、盈利来源构成、防风险能力建设等方面开启重塑。
为了实现“运营效率高”和“具有全球布局能力”的目标,在中资企业出海、金融业务数字化转型等因素的驱动之下,我国银行需要在监管部门的支持下,从境内境外、线上线下两个维度推动布局重构,从而适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建设金融强国的要求之下,强大的金融机构应当“具有全球布局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然而囿于客观环境和银行自身等多方面因素,当前我国银行的境外机构数量整体偏少,近年来我国银行的境外机构布局进度远远落后于中资企业的出海步伐。与此同时,中资银行区域分布集中于发达经济体和国际金融中心,新兴市场覆盖率较低。
从中资银行的境外机构数量来看,截至2025年6月末,我国全国性银行的境外分支机构数量为1313家。2016年末,我国全国性银行境外分支机构数量一度达到1423家的高点,此后全国性银行境外分支机构数量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从中资银行的境外营收占比来看,2025年上半年,A股上市全国性银行[2]境外营收占到了其总营收的7.9%。而在2019年,A股上市全国性银行境外营收曾占到其总营收的8.2%,此后由于境外网点数量的波动下行,境外营收占比的增长也停滞不前。从中资银行的境外资产占比来看,披露相关数据的全国性银行2025年上半年末境外资产占比为6.8%,而在2015年末和2020年末,披露相关数据的全国性银行境外资产占比分别为10.0%和7.8%。
与之相对比,同期我国非金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显著,银行的国际化进程暂未能跟上企业出海节奏。在2016年末全国性银行境外分支机构数量达到1423家高点之时,我国非金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仅为11800亿美元。而在2024年末,我国非金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达到28133亿美元之时全国性银行境外分支机构数量则仅有1316家。数据同时显示,我国A上市公司海外设厂随着时间推移毛利率总体稳步提升,目前海外投资设厂毛利率已超过境内毛利率和单纯国内生产对外出口的毛利率。由此,境内企业的有序出海将在未来一个时期成为大势所趋,我国银行应当跟上这一步伐。然而现实则是,我国银行境外布点步伐显著落后。
从中资实体企业走出去的覆盖范围来看,截至2024年末,我国境内主体已在全球190个经济体设立境外企业5.2万家,覆盖全球超过80%的经济体[3]。与之相对比,全国性银行的境外机构主要集中于我国港澳地区、东南亚及欧美经济体,其他地区覆盖率低,特别是新兴市场仍有较大空白。截至2025年6月末,我国全国性银行的境外机构合计仅覆盖全球33%的经济体。其中,对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经济体的区域覆盖率为44%,对中低收入经济体的覆盖率仅为22%,在低收入经济体零覆盖[4]。应当指出的是,我国全国性银行对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覆盖率亦仅有30%。
在此之前,我国全国性银行出海更多基于拓展金融市场业务的考量,分支机构设置多集中在发达经济体的全球金融中心,导致部分境外业务出现“内卷式”竞争。而在近年来地缘政治风险变化、我国企业加快出海的大背景下,中资银行的出海目的也将从金市业务为驱动转向企金业务为驱动,分支机构设置也将由国际金融中心导向转换为中资企业出海聚集地导向。若以伴随中资企业出海为导向,综合考虑我国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规模、我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规模、我国与东道国的地理和文化距离,以及东道国的经济状况、市场机会、金融业发展水平、金融监管政策、税收政策、政治风险等因素,未来我国银行可优先考虑覆盖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澳大利亚、韩国、阿联酋、新加坡、我国香港地区、英国、智利、巴西、秘鲁、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等经济体。若进一步考虑中资银行在上述经济体的存量机构覆盖情况,则印度尼西亚、泰国、智利、巴西、秘鲁、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等经济体内的中资银行数量相对较少,可作为境外机构布局的优先选项。在此基础上,各中资银行还应当结合自身的地缘优势和禀赋沿革制定境外机构布局路线图,以确保与他行形成错位发展、协同互补的境外布局。
应当指出的是,相较于国有大行境外分支机构网点众多但覆盖区域有限的情况,股份行境外机构数量稀少、难以覆盖更多区域。同时,股份行也难以发挥总部所在地大量企业走出去的禀赋、拥有创新探路的基因等一系列优势。截至2025年6月末,6家国有大行的境外分支机构数量为1202家,而12家股份制银行的境外分支机构数量则仅为111家,不及国有大行的10%。与之相对应,2025年上半年,6家国有大行的境外营收占比为10.61%,9家A股上市股份制银行的境外营收占比为3.15%。这意味着当前股份制银行单个境外分支机构的创利能力已超过了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境外营收等指标暂时处于弱势更多是由于网点不足的因素。
早在股份制银行诞生之时,其就被赋予了银行业创新发展探路者的角色。在中资实体企业走出去的大潮下,若能允许总部多位于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股份制银行更多跟随当地实体企业走出去、在境外更多设立分支机构,或能更好地完善我国企业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构建。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根据我们在2016年10月份发布的《优化外贸发展的金融支持》[5]报告,在WTO的过往仲裁中,国有银行曾被认定为“公共机构”,从而使其所提供的贸易融资服务极易受到反补贴的纠缠。在此环境下,股份制银行或将可更为灵活便利地为我国企业在境外拓展业务提供各类金融服务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在增设境外分支机构的过程中,银行还应当结合自身经营策略和东道国经营环境灵活选择分支机构的设立模式。从全球银行业的经验来看,银行机构在东道国之外设立分支机构存在代表处、子行和分行三种模式。
对于代表处的模式,一般仅在东道国监管机构有强制要求,或银行对进入该经济体展业自身存在较大顾虑时,银行才会选择先以无法开展经营活动的代表处模式进入特定经济体。
对于子行和分行的模式,银行在模式选择时应着重考虑拟在东道国开展的业务范围,并将当地监管规则、税收规则、风险环境和市场环境纳入决策参考[6]。在分行模式下,其与母国总行跨境资金调配更为便捷,可以更好支持以服务跨境企业为目的的企业金融业务和涉及跨境金融投资的金融市场业务,因此更适合银行出海开拓企金和金市业务。在子行模式下,银行在境外拓展网点将更为便利,因此更适合银行开拓零售业务或作为区域总部进一步拓展其他经济体的情况。不过,境外银行子行在集团内部资金调配上的自由度会远低于和总行属于同一法人主体的境外分行。除此之外,基于部分经济体监管规则差异,银行也可选择在同一经济体同时拥有子行和分行(如卢森堡、我国香港地区),发挥好互补的作用。
而在银行出海节奏的选择上,银行应综合考量市场机会和竞争态势以研判合适的市场进入时点。对于出海时点的抉择,在“客户跟随”的出海动机下,银行应重点关注企业“走出去”的投资流量和节奏。从日本商业银行进入东南亚市场的经验来看,2009-2013年,日本制造业海外子公司在东盟四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的销售额年均增速高达15.4%。同期,日本对东盟十国的直接投资余额同样保持高速增长,年均增速高达15.8%。紧随日本制造业出海步伐,三菱日联金融集团于2013年将“在东盟地区提供全面综合金融服务”作为集团重要的增长战略举措,并在此后6年内先后设立泰国子行、新加坡总部、印尼子行,并与越南和菲律宾的本地银行建立商业联盟。三井住友银行亦在2011-2013年的中期战略中将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作为战略拓展重点,并紧接着于2013年投资印尼当地的商业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银行境外机构的数量并非会一直随着对外投资余额的增长而同步增加。参考日本经验,2016年之后,尽管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余额仍在上升,但商业银行境外分支机构的数量已整体维持不变,这意味着境外布局基本完成后,日本商业银行境外布局更关注存量机构资产规模的稳定增长,而非机构数量的进一步扩张。
由于我国银行净息差逐步收窄,境内银行营收和净利润增长乏力,在成本相对刚性的背景下,2024年我国商业银行的成本收入比已上行至35.56%,达到有统计数据以来的历史最高点。从A股上市银行的主要成本分布来看,境内银行经营最主要的成本于源自利息支出(约占5成)、业务及管理费用(约占2成)、资产(信用)减值损失(约占2成)。若进一步结合建设强大金融机构中所提出的“运营效率高”要求,那么结合客户需求对线上线下渠道布局的迭代优化将成为银行降本增效的重要着手点。
在线上渠道的迭代升级上,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线上已在标准化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交付中占据主导地位。数据显示,我国银行业平均离柜率从2015年的77.76%稳步提升至2024年的94.09%,其中手机银行APP的贡献尤为突出——月活跃用户数从2015年的1.11亿人增长至2025年的5.96亿人,成为线上服务渗透率攀升的关键推力。
从线上渠道的演进和迭代趋势来看,银行线上服务平台建设和演进呈现出集约化、简约化、全面化、综合化与智能化五大趋势。
第一,应用集约化成为主流,行业策略从早期多应用并行转向构建超级入口、简并冗余手机银行APP。部分领先银行通过统一数字前端整合各业务条线功能,旨在打通渠道壁垒、消除数据孤岛,构建无缝客户旅程,同时降低系统复杂性与运维成本。2024年数据显示,在五个主要零售数字渠道中,仅手机银行用户比例保持同比增长,达到88%,增长2个百分点;而微信小程序用户增长停滞,网上银行、微信公众号和电话银行用户比例则出现下滑。在这一趋势之下,越来越多银行开启冗余手机银行APP注销。截至2025年10月底,2025年注销备案的手机银行类APP数量达到80个,达到了有统计数据已来的最高水平。具体来看,手机银行APP简并的重点在于地方中小银行所拥有的直销银行、本地生活类APP。当前,还有部分细分业务领域(例如直销银行等)的手机银行APP,未来相关银行或将结合相关APP的MAU(月活用户数量)等因素,逐步简并冗余线上渠道入口。
第二,操作简约化,契合用户重点需求场景的优质操作体验已成为银行提升线上服务体验、提升用户粘性的关键路径。依托用户行为数据分析与界面交互研究,银行能够精准识别转账、查询、理财购买等高频使用功能,并在首页或核心入口予以突出展示,从而大幅缩短用户操作路径、降低认知负荷。这一设计理念不仅遵循“最小化用户思考”的交互原则,也体现了从“功能驱动”向“用户场景驱动”的产品思路转变。以某股份制银行的手机APP为例,其界面明确围绕“支付、理财、借钱”三大高频主题进行模块化重构,通过清晰的信息层级与直观的视觉引导,使用户能够快速定位所需服务。类似地,各全国性银行也纷纷推出“一键转账”“智能账单”“理财推荐”等轻量化功能,将复杂业务转化为简洁操作流程。
第三,布局全面化,银行业务的线上化不仅局限于标准化的零售业务,随着数字金属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对公及复杂业务领域也在逐步线上化。根据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FCA)的统计,2017至2024年间,通过网银获取金融服务的企业客户比例从79%提升至93%,而使用企业手机银行获得金融服务的企业客户比例从27%增长至75.9%。目前,企业网银与手机银行在功能上更多体现为场景互补而非相互替代,因此均保持较高增速。值得关注的是,为了提升系统建设的可复用性,部分银行通过搭建统一业务中台,使得具有较强相似性或共同性的业务可以共享信息系统。例如,境内某城商行的零售业务和企金业务公用一个APP平台,不仅减少了重复开发和运营的成本,也能够有助于企金业务和个人业务的互相引流,打造“人家企社”的全流程金融服务体系。又如,境外部分全球性银行探索将高度关联跨境资金往来和不同经济体监管规则变化的交易银行和全球托管底层系统进行打通。
第四,服务综合化,为了将金融服务逐步嵌入各类日常生活、工作场景,手机银行相关APP的非金融服务的功能逐渐强化,银行试图打造“金融+非金融”综合服务移动终端平台。根据中金金融认证中心有限公司(CFCA)发布的《2024中国数字银行调查报告》显示,用户对手机银行App的认知与定位正发生变化,超七成用户已将手机银行视为一个集多种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而不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金融业务办理工具。与2023年相比,这一比例上升了10.4个百分点,表明用户对手机银行App服务生活化的高度依赖。根据Questmobile所公布的2025年9月我国移动互联网各APP的MAU情况,可以发现排名前列的APP均聚焦居民特定需求领域所建立。相较于当月MAU排名前十的APP当月MAU均超过6亿的情况,MAU排名第一的手机银行APP当月仅有2亿左右的MAU。这意味着,由于银行难以从事非金融业务,因而在打造“金融+非金融”移动互联网平台之时面临弱势。
从境内外的经验来看,若能进一步允许银行收购金融科技公司或不仅能助力银行打造“金融+非金融”综合服务移动终端平台,同时也将有效支持银行写好数字金融大文章。在境外,2022年10月,渣打银行收购了印尼电子商务平台Labamu,该平台支持小微企业创建网上商店,并可为小微企业提供在线支付结算、原材料及库存管理、营运资金管理、财务管理等综合服务。在境内,此前平安集团曾通过收购“汽车之家”的方式,打造了融入汽车保险、汽车信贷等金融服务的汽车金融生态。
第五,交互智能化,伴随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成熟,银行线上服务正逐步功能性为主向智能洞察与情感交互跃升。AI智能体不仅能处理标准化查询,更能借助情感计算感知用户情绪,提供更具共情力的回应,部分承担了以往仅在线下网点所能向客户传递和提供的“情绪价值”,使数字服务兼具效率与温度。例如,某国有大行推出“小微”智能助手,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对话中识别客户情绪状态,动态调整回应语气与策略,提供个性化关怀。又如,某股份制银行则在手机银行引入运用AI智能体,通过多轮情感化对话理解用户复杂需求,并在理财咨询等场景中提供拟人化的陪伴式服务。
在线下,银行线下网点正经历一场以“精简、重构与专业化”为主题的结构性调整,逐步传统交易处理中心逐步转向服务面临“数字鸿沟”的特定客群,并承载复杂解决方案的提供、情感连接与线验塑造等深层价值。由此形成的“线上主导、线下协同”新格局,标志着银行业迈入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全渠道发展阶段。
第一,分布精简化,银行线下分支机构数量预计将步入结构性收缩通道。随着全国性银行网点效能评估体系的深化应用,以及省联社改革进一步在全国铺开,重叠性、低产能网点的撤并仍将持续。目前,国有大行与股份制银行已将网点优化纳入常态化管理,而农商行与农信体系在推进兼并整合后也将逐步转向精细化运营,推动全行业网点数量稳步“瘦身”。应当指出的是,日本曾更早经历了银行网点的收缩。2001年3月至2013年12月,日本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数量由15177家下降至13297家。
第二,能力专业化,网点功能将由泛化的“业务处理”向“价值创造”加速转型,逐步呈现高度专业化与场景化的特征。
一方面,纯粹的交易型网点将逐步被自助设备与数字渠道替代,而具备专业职能的特色网点或将迎来发展机遇。多家银行已通过设立功能聚焦的特色网点,在实践中明确了“价值创造”的新路径。这类网点不再追求可提供的业务种类大而全,而是深耕细分领域,提供专业解决方案。在财富管理领域,部分银行锚定高净值客户,通过“财富管理旗舰店”模式提供更高质量的财富管理服务。在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领域,为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科技支行和绿色支行也成为网点特色化的重要方向。
另一方面,网点功能的转型不仅体现在业务聚焦上,更体现在服务模式的深层重构上。目前,银行业正利用科技手段,将员工从重复性操作中解放出来,投身于更具价值的客户服务和营销工作中。例如,某国有大行通过全面推广智能设备与远程在线服务,构建了“先自助、再远程、后柜面”的分流体系。在其部分试点支行,智能服务客户占比从大幅提升,柜面压力得到有效缓解,释放出的人力得以更专注于复杂的业务咨询和深度营销。
第三,功能非金融化,银行网点或将深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成为普惠金融与养老金融服务的重要枢纽。网点的职能也将逐步实现从金融服务节点到“金融服务+非金融服务+情绪价值提供”的节点转型。伴随着银行服务线上化的推进,前往银行网点的客群更多以面临“数字鸿沟”的老年客群和零售长尾客群为主。在此环境下,银行网点在地缘、人缘方面的天然优势,使其在服务县域、社区、老年等客群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价值。未来,汇集“金融+政务+社区”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网点或将逐步推广。
展望未来,银行业的竞争态势将不再取决于单一的线上或线下优势,而在于能否构建线上线下无缝融合、协同增效的全渠道服务生态。线上平台依托智能化与高效率,承担大规模标准化服务交付以及与日常客户互动;线下网点则凭借专业化与情感化,聚焦复杂问题解决、特定客群服务与客户关系深化。这种基于比较优势的渠道分工与整合,正成为银行业渠道战略演进的新范式。
“抗风险能力强”是强大金融机构的必要要求之一。作为日常经营风险的企业,银行的日常运营即与风险相伴而行。而银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的提升,不仅需要银行个体努力在防风险资源与可持续经营能力之间寻求平衡,更需要监管部门协助打造常态化的机构风险化解机制。
虽然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通过扩大不良资产处置规模、运用拨备以丰补歉等方式,维持了较低的不良率和相对稳定的利润水平。但是,在当前净息差持续缩窄、不良贷款生成压力上升的背景下,相关策略难以在长期支持银行可持续发展。未来,需在稳步处置不良、合理管控拨备压力、以丰补歉保证利润之间寻求平衡,更好筑牢金融风险防线年起,我国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规模连续五年突破3万亿元,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披露的数据,2024年我国银行业合计处置不良资产3.8万亿元,同比增长26.7%,处置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核销作为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主要方式,约占不良资产处置规模的40%左右,在一定程度上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但应该指出的是,以核销为主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需要银行具备充足的减值损失准备,在当前商业银行“不良稳定”和“利润增长”的双重目标压力下,部分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可能将面临较大压力。
第一,随着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全面落地,不良资产的认定不仅将更加严格,其所涉及的范畴也将进一步扩大,故而银行减值损失准备的积累要求也将有所提升。2023年2月,原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银保监会令2023年第1号,以下简称“《新分类办法》”)。根据《新分类办法》,境内银行应在2025年12月31日前对“表内承担信用风险的金融资产”和“表外项目中承担信用风险的”两类敞口进行风险重分类。在我们此前的报告中曾指出[7][8],《新分类办法》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应至少与其被划分至阶段三的贷款余额相同。因此,对于尚未满足上述条件的银行,未来可能面临较大的不良贷款规模上升压力,进而可能导致其拨备覆盖率下降。
第二,在部分领域贷款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商业银行部分领域的贷款风险可能加速暴露。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速持续下滑,在存量贷款风险未显著好转的前提下,不仅可能使得不良贷款率的分子(不良贷款余额)增速大于分母(贷款余额),而且将使得部分借新还旧贷款的接续存在压力,进而推动不良贷款率的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普惠金融领域所面临的不良压力或更为显著。2018年以来,监管部门对小微企业的贷款增速要求经历了由“两增两控”到“增量扩面”再到“保量、稳价、优结构”的目标转变,但一以贯之的要求是: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增速,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不良率的上升。但自2021年以来,金融机构普惠小微贷款的同比增速不断下降,已由2021年3月末的最高增速34.30%,下降至2025年9月末的12.20%。若未来金融机构普惠小微贷款同比增速仍持续下滑,小微贷款所面临的不良压力或更为显著。
第三,对公和零售贷款不良率的持续分化,使得商业银行在部分业务上持续面临更大的处置压力。2022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零售贷款的不良率持续提升。截至2025年6月末,披露分条线不良率数据的A股上市银行,其零售贷款整体不良率已追平对公贷款的不良率[9]。此外,11月11日,据媒体报道[10],银行正加大通过阿里资产、京东等第三方平台直接销售房产力度,显示出在房价不断调整背景下、零售资产压力仍不断上升[11]。而从影响零售贷款不良率的因素来看,零售贷款质量的直接影响因素在于居民的还款能力。此外,个人经营贷款由于以居民住房为抵押,在当前房价持续下行的背景下,部分经营贷款也可能由于抵押率上升,而不得不面临续贷时贷款规模下降等问题。因此,未来零售不良贷款的好转仍有待居民失业率、可支配收入增幅以及房价变化。
第四,低息差环境下商业银行营收和利润增长亦面临增长压力,需要通过拨备“以丰补歉”反哺利润。近年来,我国银行业净息差水平逐步下行,导致银行营收和利润增长承压,银行难以维持可持续健康经营的内源性资本补充规模。2024年4季度以来,我国商业银行整体净利润累计同比增速已经连续4个季度为负。在此背景下,部分商业银行不得不通过动用存量拨备“以丰补歉”的方式来保持利润总额的相对稳定。
为了更直观地展现我国银行运用拨备“以丰补歉”支持利润增长的可持续性,我们将以2025年6月末A股上市银行的经营数据为基础,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测算上市银行整体的损失准备变动情况以及对应的拨备覆盖率水平。假设一,2026年末上市银行整体的贷款增速为7%、不良贷款生成率为0.80%。2025年上半年末,上市银行整体贷款的同比增速为7.96%、不良贷款生成率为0.71%。假设二,对于上市银行而言,约70%的不良贷款通过核销方式处置,这会使得上市银行整体的贷款损失准备减少相应的规模。假设三,2026年上市银行整体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速为0.5%,除资产减值损失外的营业支出同比增速为1%。基于此,我们测算得到2026年上市银行整体的贷款损失准备可能减少0.22亿元至0.27亿元,对应2026年末的拨备覆盖率约为213.28%至217.13%,较当前拨备覆盖率水平约下降21.46至25.31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在此假设环境下,从中长期来看,商业银行运用存量拨备“以丰补歉”的策略将难以保证银行的拨备覆盖率维持在监管要求的最低水平之上。
应当指出的是,A股上市银行还是我国银行机构中相对较为优秀的银行,对于其他银行而言,其维系拨备覆盖率和利润增速之间平衡的压力将更大。
2024年,金融市场利率快速下行使得不少银行金融投资收益规模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银行整体的营收和利润。然而,2025年债券市场整体呈现波动态势。而受债市波动影响,2025年第三季度,多类银行投资收益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对营收增长造成一定负面拖累。
从投资收益占营业收入比重来看,2025年前三季度,A股上市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投资收益等(投资收益科目以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下同)占营业收入的平均比重分别为8.53%、13.20%、18.02%、23.18%,分别较2025年上半年上升0.20个百分点、下降2.57个百分点、下降2.63个百分点、下降3.42个百分点。
展望2026年,市场利率快速单边下行趋势或将减弱。预计2026年银行,尤其是地方中小银行金融投资的投资利得对营收贡献将持续边际下降,部分银行或考虑以“卖老券”等形式部分兑现浮盈以支撑业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卖出老券会削弱金融投资中债券利息收入对银行整体利息收入的贡献,相当于在压缩净息差空间。在银行当前净息差位于历史低点且仍收窄的情况下,银行大规模填补短期业绩的动力或也有限。在2024年11月30日发布《规模增长与盈利指标的再平衡——2025年银行业与监管展望》报告[12]中,我们曾测算2023-2024年A股上市银行金融投资利息收入占到了总利息收入的25%左右,是贡献净利息收入重要来源之一。
以2025年9月末数据为基准,若债券利率下行或波动空间缩小,银行投资收益水平回落至2023年水平,那么对国有大行、A股上市股份制、A股上市城商行、A股上市农商行营收的负面影响分别为-2.79%、-0.82%、-2.19%、-10.21%。
根据上述测算,金融投资收益下降的负面影响或将集中于相对依赖金融市场业务收益的地方中小银行。从披露数据的发债地方中小银行的营收结构来看,截至2024年末,18家发债城商行、16家发债农商行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占营业收入比重超过30%。其中,分别有5家发债城商行、12家发债农商行上述占比超过50%。未来受市场影响,相关银行非息收入下滑或对其维持可持续的健康营收、利润造成较大负面冲击。
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盈利承压,将使得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防未病”的难度显著增大。即在中小金融机构自我“造血”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外部“输血”进行风险化解的案例仍将出险,而有待风险处置的出险机构仍会持续出现。从国际比较来看,2024年,在G20经济体中,仅有澳大利亚银行业的净利息收入占比高于我国,然而2024年澳大利亚银行业的净息差为1.84%,超过我国商业银行当年净息差32个BP。在此环境之下,金融投资收益的下降对于我国银行维持可持续经营能力的负面影响将尤为突出。
一方面,2017年以来,为了做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近年来金融监管部门从政策指引、制度完善和实际操作等多个层面着力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推进地方中小银行的风险化解工作。从整合进度来看,根据2025年10月9日金融监管总局公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名单显示,截至2025年6月末,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的法人机构数分别为124家、1505家、401家、1440家,与2024年末各类机构的数量相比,分别为持平、减少58家、减少58家、减少98家。
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调整、地方债务问题等风险持续向金融体系渗透,叠加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盈利能力下滑,资产质量处置压力大,部分地方中小银行抗风险能力不足,易演变为“高风险”银行。虽然高风险金融机构数量相较于2019年末的545家高峰已显著减少,但仍有不少地方中小银行近年来由于多方面原因进入了高风险金融机构的行列。截至2023年末,央行评级结果中,被评为8-D级的“高风险”机构数量占参评机构的9.07%、其资产规模占参评机构整体规模为1.78%,分别较2021年末上升1.89个百分点、上升0.78个百分点。
结合我国境内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现状和境外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经验,为了提升兼并重组效率,探索形成“治已病、防未病”机制,未来境内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或将从“一行一策”的案例式处置向遵循统一机制的常态化整合演变。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机制变化或将朝以下方向发展:
第一,切实压实待处置机构原有股东责任,股东应充分吸收损失。根据Patrizia Baudino等(2025)总结的非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机制,从国际经验来看,减记股权、次级债务工具减记或转股等方式是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最主要的资金来源。而从我国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的实践案例来看,除少数新设合并的银行在处置过程中曾用资本金来冲销不良资产外,多数吸收合并的案例采均取对价折股的形式完成收购,原股东恐并未在并购过程中完全吸收风险处置所产生的损失。
第二,地方中小银行的次级债务工具或成为吸收风险损失的“缓冲垫”。按照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在2011年制定的《金融机构有效处置机制核心要素》(Key Attributes of Effective Resolution Regimes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部分国家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制定了风险处置框架。因此部分发达经济体借鉴了系统重要性银行损失吸收能力的思路,将执行次级债务工具减记或转股触发机制作为非系统重要性银行风险处置的首要资金来源之一。未来,随着风险处置的市场化程度提升,我国地方中小银行二永债被减记事件或将逐步增加,二永债投资风险也将有所上升。
第三,区分救援型并购与非救援型并购。针对救援型并购,收购方应接受损失处置完成后的核心业务,以防风险转移扩散。从国际经验来看,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策略一般分为减记或转换机构的资本等以吸收自身损失并对核心业务进行重组,将核心业务转移给接收方/收购方两个步骤。因此,不同于非救援型并购仅需完成收购整合流程,救援型并购中的接收方应考虑承接的核心业务范围以及损失吸收情况。例如,在2023年硅谷银行风险事件中,第一公民银行仅承接了硅谷银行的贷款、存款及分支机构,而证券投资以及其他非存款债务、股东权益等并未被第一公民银行所承接。从当前我国多数的中小银行兼并重组案例来看,在兼并重组发生之前,有可能被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尚未清理处置完成,这就使得合并后的银行经营面临较大压力。
从国际先进同业的经验来看,从银行自身来看,打造强大银行机构的核心要义在于塑造银行“堡垒式”的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结构的健康以及灵活性不仅关乎银行是否能在不同经济周期、金融周期、利率周期中获得可持续性的盈利,亦影响了银行是否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从当前我国A股上市银行的成本构成来看,存款利息支出是最大的成本来源,银行降本增效的关键是存款成本的下降。若我们将银行的主要成本拆分为存款利息支出、非存款利息支出、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业务管理费、资产减值损失、其他营业支出以及营业外支出,可以发现2025年上半年,上市银行总成本中占比最高的是存款利息支出,占比为39.29%。除此之外,业务管理费、资产减值损失占比亦相对较高,分别为20.22%、17.52%。从不同类型银行来看,农商行、国有大行存款利息支出占总成本比重相对较高,分别达到46.60%、41.00%,城商行、股份行存款利息支出占比相对较低,分别为39.67%、34.28%。
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在多种因素推动下,银行进行了多项举措降低存款成本率。然而,由于银行存款利率调增量不调存量的特点,存款成本调降的效果相对滞后显现,银行净息差持续下滑。不过,自2025年上半年开始,存款成本调降的效果终于显现,上市银行的存款成本率呈现同比降幅不断扩大的趋势。
在2022年下半年至2023年,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大行领先、股份行及中小行跟进的方式逐步来调降存款挂牌利率,试图以此推进负债成本率的下行进度与资产收益率趋同。然而,由于存款利率调增量不调存量,贷款利率调整同时影响存量和增量贷款的特性,存款利率下调的效果迟迟未能体现。从2024年开始,商业银行存款控成本的措施进一步拓展到规范手工补息、下架智能通知存款、暂停销售中长期大额存单、调降各期限存款挂牌利率、部分银行下降中长期存款等多项举措。
伴随着早年银行所吸收的高成本存款逐渐到期,叠加2024年以来的多措并举见效,2025年银行的负债成本率出现了显著的下降,2025年前三季度的净息差出现了2022年以来的首次环比企稳。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上市银行整体存款成本率同比下降0.33个百分点,显著超过2023年和2024年每年的存款成本率降幅。其中,城商行、股份行存款成本率同比降幅较大,分别达到0.37、0.36个百分点,国有大行、农商行存款成本率同比降幅相对较低,分别为0.33、0.28个百分点。在此影响下,2025年前三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42%环比与2025年上半年持平,为2022年初以来境内商业银行净息差首次出现季度环比保持不变。
展望2026年,此前存款成本调降的效果将继续显现,上市银行存款成本率将延续下行趋势。在此环境之下,2025年下半年至2026年,或有部分银行个体出现短暂的净息差反弹。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仍处于磨底的过程之中。
从上市银行挂牌存款利率来看,2023年、2024年存款挂牌利率降幅较大,与2023年、2024年LPR降幅大体一致,预计2026年存款挂牌利率仍将就是跟随政策利率(7天期回购操作利率)、市场基准利率(如LPR)调整。2022年以来,上市银行在2023年与2024年定期存款的挂牌利率降幅较大。其中,2023年,国有大行和股份行2年期、3年期、5年期存款利率降幅最高;2024年,国有大行和股份行3个月期、6个月期存款利率降幅最高,城商行与农商行各期限定期存款利率降幅最高。与此同时,2022年以来,相较于短期存款,中长期存款利率降幅较大。从节奏来看,存款利率降幅较大的年份与LPR降幅较大的年份基本一致,2022年以来,1年期LPR在2023年、2023年降幅较大,5年期LPR在2024年降幅最大。
从存款到期情况来看,2026年到期的高息中长期定期存款规模或不及2025年水平。从2020年至2024年每年上市银行新增存款情况来看,2022年、2023年是近年来新增存款规模最高的年份,新增存款规模分别达到18.79万亿元、18.37万亿元。其中,以3年期定期存款为例,2022年新增的3年期定期存款将于2025年到期,2023年新增的3年期定期存款将于2026年到期,对比来看2026年到期的存款规模不及2025年水平。分不同类型银行来看,2022年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新增存款规模较大,2023年国有大行新增存款规模较大。
在以上分析基础上,我们估算了不同情形下2026年银行存款成本率降幅。我们做出以下简单假设:第一,各类上市银行存款期限结构以2025年半年报公布的存款重定价期限结构为基准;第二,2026年存量存款成本按重定价周期全年均匀到期;第三,城商行与农商行均按照某大型城商行2022年以来存款挂牌利率下调幅度进行调整。第四,考虑到当前活期存款挂牌利率已逼近0利率,因此2026年存款利率的调降或将集中于定期存款。为了更全面的估算银行存款成本率的变化,我们估算了三类情形下银行2026年存款成本率降幅,即2026年上市银行定期存款挂牌利率不调降、2026年上市银行定期存款挂牌利率调降幅度与2025年一致、2026年上市银行定期存款挂牌利率调降幅度是2025年的两倍。
在2026年上市银行存款挂牌利率不调降的情形下,2026年上市银行整体存款成本率将下调26BP。其中,国有大行、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的存款成本率将分别下调24BP、21BP、29BP、37BP。
在2026年上市银行存款挂牌利率调降幅度与2025年一致的情形下,2026年上市银行整体存款成本率将下调31BP。其中,国有大行、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的存款成本率将分别下调29BP、25BP、34BP、45BP。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两类情形下,2026年存款重定价所带来的存款成本率降幅均不及2025年存款成本率降幅。
在2026年上市银行存款挂牌利率调降幅度是2025年的两倍的情形下,2026年上市银行整体存款成本率将下调41BP。其中,国有大行、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的存款成本率将分别下调42BP、35BP、43BP、58BP。
从整体净息差来看,预计2026年上市银行净息差仍将维持磨底态势,但是个别银行的净息差可能在个别时点呈现阶段性企稳甚至出现短暂反弹。从净息差与人民币贷款加权利率走势来看,在人民币贷款加权利率不断走低的情况下,上市银行净息差仍将持续磨底态势。预计2026年,在稳定净息差的要求下,银行资产端“内卷式”竞争情况将有所缓解,资产收益率同比降幅有望较2025年收窄,负债端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等有望通过推动银行存款活化来促进银行负债成本率下行。因此,2026年部分时点中,个别商业银行的净息差仍有望出现阶段性企稳甚至短暂反弹。
2025年,在整治违规“手工补息”冲击渐弱、资本市场逐步活跃的背景下,银行活期存款同比增速较2024年回升。从银行存款同比增速来看,2025年银行活期存款增速快速提升,而银行定期存款增速则小幅降低,银行活期存款增速已超过定期存款增速。
根据人民银行所披露的数据,截至2025年10月末,存款类金融机构住户及单位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同比增速分别为9.12%、7.61%,较2024年同期的增速分别提升14.44个百分点、降低2.38个百分点。其中,单位活期存款的增长是带动活期存款增速回升的主要驱动力。截至2025年10月末,存款类金融机构住户活期存款、单位活期存款同比增速分别为7.50%、12.21%,较2024年同期的增速分别提升3.20、31.76个百分点。
从银行存款结构来看,虽然A股上市银行活期存款在存款中的占比仍处于历史低位,但是活期存款占比的降幅收窄,部分上市银行该占比在2025年上半年已有企稳迹象。截至2025年6月末,A股上市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的活期存款分别占存款总规模的38.41%、38.68%、30.09%、25.96%。相较于2024年末,上述四类银行活期存款占比分别下降0.65个百分点、下降0.47个百分点、上升0.39个百分点、下降0.63个百分点,其中城商行的活期存款占比已有所上升。
长期来看,根据国际经验,在低利率环境下,随着存款成本率不断走低,银行业整体活期存款占比势必提升。从德国的经验来看,在长时间的低利率环境之下,银行负债中的活期存款占比快速提升。在2000年末,德国大银行、区域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储蓄银行、信用社的活期存款在总负债中占比分别为10%、15%、15%、17%。而到了2013年末,德国大银行、区域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储蓄银行、信用社活期存款在总负债中占比分别为14%、39%、40%、42%。与之相类似,日本银行业在经历了长期的低利率环境之后,定期存款在银行存款中的占比由近7成下降至不足3成,而活期存款占比则有不足2成上升至超过6成。
基于我国现状、结合国际经验,2026年银行活期存款占比改善将主要由价格因素驱动,即延续“存款利率调降、高息存款产品下架——存款收益率吸引力下降——客户储蓄性资产财富更新配置——账户沉淀结算性资金”的演变逻辑。在此环境下,银行不仅应当转变负债经营理念,同时把握居民资产再配置的机会,做强财富管理体系,以此抓住存款活化之下的财富管理和结算性活期存款吸收机会。
第一,银行需转变负债吸收的经营观念,业务逻辑从“存款在而客户在”转变为“客户在而存款在”。一是在业务策略制定、考核指标下达上,基于客户的实际需求开展银行平台建设、产品设计、营销方案制定、考核方案设计等,避免因短期考核指标的达标而损害长期客户关系。二是在客户经营上,打破部门墙、条线墙,形成强大的交叉销售和协同服务能力。银行的考核重点业应当从存款或财富产品营销等短期指标转向客户服务能力、水平,甚至是为客户创造价值、单客营收或利润等考核指标。从A股全国性银行零售活期存款与非存款AUM增速来看,重视客户财富管理经营,扩大表外金融产品配置,有利于沉淀零售活期存款。
第二,优化财富管理业务模式,使用资产配置视角的客户财富管理体系来迭代以产品为维度的营销模式,同时提升财富管理服务的智能化水平。进入2025年之后,上证综指的上行并未带动个人上交所A股账户新增开户数的快速增长。与之相对应,ETF基金等产品的规模随行情出现较快扩张。事实上,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居民参与资本市场的方式已逐步由直接开户购买个股转向通过资管产品间接入市,而这也为银行拓展财富管理业务提供了良机。
为了把握财富管理的机遇,银行应引入多样化的财富管理产品,建立面向不同客户不同周期下的资产配置体系,一方面可以提升客户黏性,进而实现低成本存款的留存;另一方面也能提升中间业务收入,从而为银行营收的稳定贡献力量。在基于基金投顾资质的智能投顾短期难以在银行落地的客观情况下,银行可考虑通过FOF产品的方式,实现以“客户为中心”、按照资产配置理念销售财富产品的目标。应当指出的是,从境内外经验来看,AI在金融业务中运用对于银行业务可能产生最大冲击的领域或在于财富管理。AI既可以通过运用先进算法和大量数据来识别客户的投资需求和风险偏好,同时也可以在为客户提供财富管理服务的过程中,提供情绪价值。因此,各行应当前瞻性在财富管理体系中布局AI系统。
应当指出的是,如前所述,2025年年末至2026年,此前银行所吸收的高息存款将陆续到期,银行应当提前准备,把握好这一时期高成本存款到期后产生的配置需求。朱鹤、郭凯(2023)[13]对2022年以来居民存款大幅增加,储蓄率上升的情况做出分析,认为由于居民对中长期收入预期产生调整,从而产生新的资产配置行为。在居民仍保持较高的储蓄意愿下,预计2026年到期高成本定期存款难以较多转化为消费,更多资金将转而配置较低风险的理财产品,或通过ETF等产品共享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红利。对于单个银行而言,需对存款到期客户做好专门产品和服务,以低成本金融产品承接存款资金。
除了居民部门之外,在“手工补息”严监管等因素的影响下,近年来企业部门对于财富管理产品配置的需求亦在逐步上升。2025年6月末,理财机构投资者数量为182.47万个,增速为18.91%,显著高于理财产品个人投资者规模增速。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存款利率下降,定期存款收益率竞争力低于理财产品,理财产品的“价格优势”或持续吸引低风险偏好资金持续流入理财市场。根据普益标准、融360统计的数据,自2025年5月国有大行率先调降存款挂牌利率后,同期限新发理财产品比较基准利率与银行网点公示的定期存款利率之间的利差被拉大。截至2025年10月,1年-3年(含)期新发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与3年定期存款利率之间仍相差约1个百分点。即使存款挂牌利率在2026年存款利率不再调降,新发理财收益率表现随市场趋势下行,1年-3年(含)期新发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与3年定期存款利率之间相差预计仍能维持在80BP左右。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之下,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逐步由“地产-基建-金融”的旧三角循环换挡为“科技-产业-金融”的新三角循环,由此金融对境内经济的驱动也将由以贷款为主切换到以直接融资为主。叠加我国企业出海的大趋势,银行资产投放的重点也将迎来新的变局。
从我国银行业的现状来看,净利息收入仍是上市银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低利率环境下资产投放是稳定净息差的关键。2022年以来,虽然利率中枢下降带动A股上市银行其他非息净收入占比上升、资本市场回暖驱动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占比企稳,但是A股上市银行净利息收入仍是最重要的营收来源,占比仍维持在70%以上。
在低利率环境下,由于存款成本率下降空间不断收窄,银行资产端的资产投放能力将逐步替代负债端的压降成本本能力成为银行息差水平脱颖而出的关键。截至2025年10月末,全国性银行活期存款挂牌利率已基本降至0.05%的水平,而根据融360所披露的数据,商业银行3个月定期存款利率已降至1%以下。若从商业银行挂牌定期利率来看,绝大多数上市全国性银行的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也已降至1%以下。未来,银行存款利率的调降空间将逐步逼仄。
在多重因素叠加之下,未来商业银行的资产投放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
第一,信贷投放的理念需要从看规模增速转向观份额占比。2024年6月,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第十五届陆家嘴论坛上的主题演讲中首次提出淡化“规模情结”,他指出:“当货币信贷增长已由供给约束转为需求约束时,如果把关注的重点仍放在数量的增长上甚至存在‘规模情结’,显然有悖经济运行规律。”在低利率环境下,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增速也将随着GDP增速中枢有所下滑。与此同时,在经济换挡升级的过程中,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逐步上升。在此环境下,若一味追求信贷规模快速增长不仅难度显著上升,还可能由于考核压力过重导致基层动作变形、埋下未来资产质量隐患等“副作用”。因此,银行亟需将信贷投放理念由看增速转向观份额,通过提高资金效率、提升具有发展前景的细分信贷市场份额,来实现银行信贷投放质效的提升。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当前我国银行业集中度逐步上升的环境下,股份制银行和地方中小银行对于有前景的细分区域、领域信贷市场份额占有率的保障或才是银行实现银行信贷投放提质增效的关键。
第二,资产投放重点应从零售信贷投放穿越周期,到企金融资支持助力高质量发展。2022年以来,随着境内房地产销售和交易面积下降、居民收入预期恶化等原因,依靠房地产零售度过周期的“旧地图”已经无法指引银行在“新大陆”上的新征程。从境外大型银行的经验来看,居民杠杆率是影响银行零售营收占比、零售贷款占比的重要因素。以美国为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居民资产负债表受到严重冲击,居民杠杆率逐步下降,美国大型银行零售营收占比、零售贷款占比均呈现下降趋势。在居民杠杆率尚未出现实质性向上拐点前,零售营收占比、零售贷款占比均难以持续回升。与此同时,在《十五五规划建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大环境下,企金产业金融将持续成为境内银行资产投放的重点。数据显示,2022年以来,境内A股上市银行整体企业贷款增速已超过零售贷款增速,成为贷款投放的重点领域。
第三,资产投放的聚焦应当从大干快上把握趋势,到精耕细作寻找细分机会。在加快推进金融强国建设、打造强大金融机构的过程中,银行资产投放需跟随国家政策大势,发挥好功能性,从而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中,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成为了排名靠前的重要目标,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更是位于“十五五”时期各项任务首位。在此引导下,支持我国科技自立自强、支持我国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产业体系是未来商业银行资产投放的“大势所趋”。不同于过往“地产-基建-金融”旧三角循环发展环境下,银行仅需要了解、弄通基建和房地产等个别行业,在面对“科技-产业-金融”新三角循环发展趋势时,银行需要深入了解细分行业赛道的发展前景和具体企业的发展情况,这就意味着银行难以找到可以规模化“大干快上”的宽阔赛道,而只能通过深入的行业研究,在细分赛道上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差异化优势。因此,银行商业银行耐心打磨基本功、稳定基本盘,根据自身特点积极寻求并把握细分市场的小机遇是资产投放的关键所在。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随着政策思路不断明晰、银行竞争加剧、同质化增强,政策重点支持的领域将逐步成为各家商业银行竞争的“红海”,符合经济发展趋势但容易被忽视的部分领域,如新消费、文旅等也蕴含着机遇。商业银行可结合自身发展特征、区域覆盖范围、客群特征等,找准定位,走出“特色化经营、差异化发展”的路子。
第四,伴随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资产投放从信贷投放直接支持,到通过直接融资间接助力。如前所述,根据图表57所展示的数据,在新三角循环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融资渠道正逐步从贷款更多地转换为直接融资。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可以更多通过科创债券等方式来间接支持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2025年5月以来,在政策支持下,科创债发行规模快速扩张,从政策驱动迈向市场深化阶段。商业银行通过购买科创债可间接对接科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的股权融资需求。与此同时,商业银行还可以作为主承销商协助发行人代行科创债等,通过综合金融服务的方式满足科创企业的金融需求。
应当指出的是,从境外经验来看,低利率环境往往也伴随着信贷需求的减弱,此时投资债券是商业银行资产扩张的重要支撑。2021年开始,上市银行金融投资增速不断上升,发放贷款及垫款增速不断下降。2023年开始,上市银行金融投资增速已超过发放贷款及垫款增速,成为拉动总资产扩张的重要力量。因此,后续来看,在信贷需求不断磨底的过程中,商业银行债券投资亦将是资产端重要的投放方向之一。做好债券投资品种、期限等摆布,增强债券投资经营能力是商业银行的必修课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债券投资规模的不断提升,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不断加大,丰富利率风险管理工具、扩大浮息债券发行规模的必要性愈发凸显。其中,国债期货具备流动性好、成交快速、能更好对冲银行持有政府债券利率风险等特点,若未来监管部门可进一步加快放开银行机构参与国债期货交易,或将能更好顺应银行投债规模提升趋势,支持银行防范潜在利率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不同银行错位发展的要求,参照每个银行的禀赋、特点,其所适配的“堡垒式”资产负债表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应该符合自身的特点。例如,对于农商行而言,其资产端侧重点或在于契合当地产业特点,形成面向当地特色产业的资产投放能力。进而结合当地的实际信贷需求和存款吸收情况,将富裕资金进行金融投资。若其偏离自身主业大规模吸收同业负债开展金融投资,即使其规模再大、盈利再优,恐也将蕴藏风险。不过,不同银行错位发展的基础在于各类银行能够在监管部门的引导下保有一定的经营“自留地”,防范潜在内卷化竞争可能。
在境内信贷需求有所减弱的环境下,若进一步考虑建设强大金融机构所需要提升的全球布局能力和国际竞争力,那么全球化资产投放能力的提升对我国银行而言已不仅仅是“选做题”,而将成为银行寻找新增长点的必经之路。
从日本银行业的历史经验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银行业整体净利差持续下降,2013年净利差已收窄到1%以内。与此同时,日本商业银行将目光转向境外市场以寻求新的利润来源,日本银行业的境外分支机构的资产占比自2010年起开始显著提升。若进一步将视野扩展到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范畴,可以发现绝大多数境外的G-SIBs都有着较高的跨境业务得分。
从日本商业银行走出去的成效来看,以三菱日联金融集团和瑞穗金融集团为例,截至2025年3月末(2025财年末),两家银行的境外资产规模占比分别为35.5%和38.0%。2025财年[14],两家日本银行集团的境外营业收入占比均超过70%,分别高达73.2%和73.7%,境外税前利润贡献更是都突破了100%,即两家日本银行集团在2025财年依靠强劲的境外利润贡献来反哺境内经营亏损,从而才能维持银行的可持续盈利能力。进一步对比两家银行境内外的净利差差异发现,两家银行的境外业务净利差均远超境内业务,其中三菱日联2025财年的境外业务净利差超过境内109个基点。总结而言,日本银行业的经验已证明“走出去”寻找资产是银行在面临国内低利率、低息差市场环境下的生存之路。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盲目地“走出去”不仅不是“良药”,甚至有可能反噬境内业务的可持续发展空间。对我国商业银行而言,拓展境外业务、增加境外资产投放之前,应当明晰战略打法,做到有的放矢。
从境内外学者的此前研究来看,银行海外扩张的主要目的通常包括几类:一是服务母国的客户企业货物贸易或境外投资的跨国扩张,从而避免失去母国的重要企业客户;二是挖掘东道国在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劳动力成本、金融基础设施、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的利润机会;通过海外扩张发挥规模效应、提升效率;三是通过在多个经济体经营来分散收入来源,改善风险回报情况;四是应对母国经营环境的恶化等。对我国银行业而言,除了上述动机,中资银行的出海还有着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等考量[15]。
虽然不同动机的选择看似都将指向“走出去”的结果,但实则将直接影响银行出海目的地、展业模式的选择,并间接使银行面临截然不同的经营风险。具体而言,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强,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分化,银行经营环境较以往愈发复杂且持续多变。在此背景下,对于中资商业银行,若一味追求东道国潜在的市场机会(如高利差水平、高经济增速、竞争缓和等)可能为银行的长期经营埋下隐患。例如,当地缘冲突发生时,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变化将通过对两国的经贸往来影响银行经营,从而使相关业务不良急剧攀升,也可能通过金融监管和税收政策等直接对银行境外分支机构造成冲击(如资产被没收、机构被关闭等)。基于此,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全球政治经济环境下,相较于前往新兴经济体追寻市场机会,选择“跟随客户”出海策略对于中资银行,尤其是缺乏出海经验的银行而言是更为稳妥的选择。
进一步来看,在境外业务选择中,境外零售业务具有客户数量多且分散的特征,业务开展往往需要金融机构在线上渠道、线下网点、人员团队等方面进行巨大的前期投入,且开展零售业务的外资银行在部分经济体(如新加坡、英国)会被施加更为严格的消费者保护、流动性水平等监管约束。相较而言,境外企金业务具有客户集中、行业特征显著、规模体量较大等特征,展业难度和效率都会相对优于零售业务,可作为中资银行“走出去”的主要服务对象。在企金客户的选择方面,正因为企金客户通常规模体量较大、业务容错率低,因此对中资银行而言,充分了解客户(KYC)对实现高收益和低风险至关重要。基于此,建议中资银行在境外应重点做好我国出海企业的相关服务,对于部分中资集团的境外子(分)公司,银行可通过与境内机构的联动实现对客户的充分了解。
第二,由于境外较多经济体已实现混业经营,因此中资银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不仅在于提高信贷投放能力,更在于建强综合服务能力。以日本的瑞穗金融集团为例,瑞穗为日本出海企业提供的服务不仅局限于金融支持,还包括信息服务、研究咨询服务、政商关系维护等[16]。在金融服务方面,集团下设银行、证券、信托、资管、研究五大板块,能为出海企业提供覆盖其投融资需求的一体化综合金融服务。在信息服务方面,瑞穗在集团内设立了专门的研究部门,负责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状况、政策变更、行业信息等内容进行研究,并定期发布国别报告。在咨询服务方面,瑞穗在中国等日企出海的热门目的地设立了咨询公司,专门为日企出海提供法律、税务、财务、人力资源等相关咨询服务。在政商关系维护方面,瑞穗金融集团的境外团队会与东道国政府部门保持积极往来,协助其在日本开展招商工作,帮助日企与东道国进行对接。
整体而言,中资企业在出海过程中往往也同样面临着对当地经营环境缺少了解的问题。因此,中资银行更应将服务范畴从传统金融领域进一步拓展至非金融服务方面,以此作为差异化竞争优势的重要抓手,进而在长期过程中将其转化为境内经营的重要经验。
[1]资料来源: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习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2]包括18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15家,广发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未在A股上市,故未纳入统计范畴。
[3]资料来源:商务部,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EB/OL],2025/09/08[2025/11/19],。
[4]注:全球经济体收入水平的划分依据为世界银行数据。根据世界银行分类低收入经济体指2024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1135美元或以下的经济体,中低收入经济体指GNI在1136美元至4495美元之间的经济体,中高收入经济体指GNI在4496美元至13935美元之间的经济体,高收入经济体指GNI超过13935美元的经济体,。
[6]资料来源:金晓羽、陈昊、鲁政委,代表处、分行还是子行?——银行出海模式选择,[EB/OL],2025/5/24[2025/11/23],。
[9]资料来源:张无缺、陈昊、鲁政委,《如何看待当前对公、零售贷款不良率的分化?》,[EB/OL],2025/7/9[2025/11/24],
[11]资料来源:吕思聪、吕爽、唐澄澄、陈昊、鲁政委,《上市全国性银行零售涉房贷款资产质量变化几何?——银行机构动态跟踪2025年第二十二期》,[EB/OL], 2025/11/19[2025/11/24],。
[15]资料来源:金晓羽、陈昊、鲁政委,商业银行出海区位选择文献综述——兼论当前中资银行出海的区位选择要素[EB/OL],2025/07/02[2025/11/21],。
[16]资料来源:现代金融导刊,浅观日本大型银行是如何支持日本企业出海的,[EB/OL],2025/05/13[2025/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