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银行业面临的风险挑战愈发严峻,不仅来自市场波动、信用风险等传统领域,还拓展至科技安全、数据保护等新兴风险。在此背景下,中国银行业需要强化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以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金融环境。
欧美银行业风险事件接连不断,再次凸显了全球银行业所面临的潜在风险以及加强风险管理的重要性。这些事件对中国银行业而言是一次深刻的警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绿色发展标准提升以及大国战略博弈升级等因素使得国际银行业的风险暴露明显增加。例如硅谷银行和瑞士信贷集团的倒闭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广泛关注。尽管美国银行业危机因美元通胀和美联储加息放缓而有所改善,但欧美银行业的风险并未完全解除,全球银行业的流动性风险依然显著。
全球债务风险急剧攀升。2023年一季度,全球债务余额已高达305万亿美元,远超2022年全球GDP总量,相比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前更是激增了45万亿美元。随着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与金融市场维稳措施效应逐渐消退,全球债务成本持续攀升。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到2029年美国公共债务将升至GDP的107%,2053年可能达到惊人的181%。德国公共部门债务已创历史新高,而英国、法国、日本及希腊等国的公共债务也纷纷超过其GDP。
国际金融制裁风险始终伴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美西方集团为了捍卫其地缘政治经济金融利益,经常采取极端措施,对包括本国、盟友以及主要竞争对手的金融机构实施限制。这些制裁措施不仅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霸权外交政策,也给国际商业银行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管理挑战。以俄乌冲突为例,美西方集团对俄罗斯实施了“史上最严厉制裁”,包括将部分俄罗斯银行排除在SWIFT支付系统之外,以及对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和阿尔法银行实施全面封锁制裁。这些措施不仅冻结了这些金融机构在美资产,还禁止了美国公民与它们进行金融交易。
面对全球债务激增的严峻形势,新兴经济体的大中型商业银行无疑将面临巨大挑战。同时,欧美经济的“硬着陆”风险也不容忽视。惠誉公司预计,美国将在今年三、四季度步入衰退,而欧洲也可能在2023年后半年陷入温和衰退。
在转型调整过程中,中国银行业需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能力建设,以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金融环境。银行需建立高效的治理框架,包括风险回避与风险控制,董事会在风险治理中的角色尤为重要。国际领先银行如摩根大通,其风险管理基础建立在科学分析风险影响因素和风险类别之上。
银行需提升风险认知和管理能力,强化具体业务条线中的风险管理职责,并建立资本补充机制。例如,摩根大通集团秉承四大风险管理原则,包括深入了解客户和风险、动态管理风险,以及思考“与往常不一样”的业务问题。
银行需注重风险文化建设,促进各部门间的有效协作,并强调使用科技手段进行风险管理。这要求银行各级管理层和专业风险管理人员积极执行和操作风险管理政策,同时全体员工都应具备强烈的风险防范意识。技术手段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使得银行能够通过风险量化分析和控制更为科学地管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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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偏好框架帮助银行在风险与收益之间取得平衡,确保稳健发展并履行社会责任。瑞穗金融集团明确“顶层风险”,并通过重点管理、沟通与行动一致性措施来强化风险管理。
银行聚焦于经济资本与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RAROC),通过持续监控与评估客户及其相应贷款,在贷款质量下滑之前采取相应保护措施。银行使用技术手段进行风险量化分析和控制,确保存贷款等业务的稳健运营。
严格的内部信用评级制度帮助银行识别客户风险,支持信贷决策,并维持稳健的信贷业务。银行将客户信用评级融入其信贷业务流程,确保承担的风险水平与自身能力相匹配,从而获取相应的收益。